近日偶然在“磐安新闻网”上看到张黎明先生写的《上溪坦“尺五名宗”匾待人识》一文。文中写道：“在尚湖镇上溪坦村祠堂里，挂着一块古匾，匾上写着‘尺五名宗’四个大字，匾右上角写着‘大司马第’，左下角有‘许弘纲印’的印章，还有一个印章其中的字不认识(见图片)。”由于“磐安新闻网”网页上没有转载原图，所以没有看到文中提到的图片。我也没有看到过原匾，更没有与该匾相关的其他介绍资料。不过按张黎明先生文章所写，该匾下款印章为“许弘纲印”。如果这个许弘纲与明朝的许弘纲(1554～1638，字张之，号少薇。曾为顺天府尹，官至兵部尚书。生平机敏通达，尊崇父老，在朝不激不随，善于谏诤，力荐贤才，廉洁淡泊。后因太监魏忠贤当权，与之不合，请退回乡。崇祯六年(1633)，弘纲八十大寿，帝遣使慰问。卒赠太子少保)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题匾的年代就可以上推至明代。许弘纲是东阳县(今东阳市)洪塘紫薇山人，上溪坦韦姓人是200多年前从东阳迁移过来的(其实玉山区域历史上本来就隶属于东阳)，同乡人题匾，可能姓很大。我不是研究文物的，所以，对于该匾的来历、价值等，我不敢妄加评论。在这里，我想对“尺五名宗”和“大司马第”两个题词，就自己所了解的知识，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以供研究者参考。首先说说“尺五名宗”。清王谟《汉唐地理书钞》引东汉《辛氏三秦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宋曾慥《类说》引《鸡跖集•去天尺五》：“韦曲杜鄠近长安。谚曰：‘韦曲杜鄠，去天尺五。’”韦曲、杜鄠(一作韦曲、杜曲)，是西安城南的两个地名。汉、唐时期，在这两个地方曾生活过韦氏、杜氏两个极为显赫的家族，从这两个家族走出了30多位宰相。除此之外，还出了杜甫、韦应物等众多著名的文人墨客。“去天尺五”，不仅形容韦杜二地离开“天子宫殿”的距离很近，更形容了韦杜家族位高权重的显赫家世。所以，“去天尺五”或者“尺五”后来常被用来形容皇宫近地或贵族的显赫地位，当然，也常被用来指代韦、杜两姓。由此可见，上溪坦“尺五名宗”其实就相当于“韦氏望族”的意思，作为祠堂的匾额，用的是“借祖以题”的常规方法。我没有查阅过上溪坦的宗谱，不知道上溪坦韦姓的祖上是不是与“城南韦杜”有关系。但即使没有关系，作为普通的韦姓，这样的题法也是可以的。再说“大司马第”。这样的题法有实和虚两种可能：一、如果在明代上溪坦韦氏家族祖先中有人担任过兵部尚书之类的官职的话，这个题款就是一个实款。“大司马”的官名，从唐朝以后已经没有了，但人们仍然把它作为“兵部尚书”的别名沿用。位于江西宜黄县谭纶故乡谭坊村的“大司马牌坊”就是一个物证。“大司马牌坊”是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为表彰抗倭名将谭纶(1520-1577，字子理，号二华。宜黄人。杰出的军事家、抗倭名将，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功绩所建。二、如果在明代上溪坦韦氏家族中没有人担任过兵部尚书之类的官职的话，这个题款就是一个虚款，仍然属于“借祖以题”的常规方法，与“尺五名宗”是同样的道理。“城南韦杜”的韦氏家族中第一个在长安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也就是定居西安的始祖，就是《汉书》上记载的“邹鲁大儒”韦贤。韦贤(前148～前60)：西汉大臣，字长儒，祖籍彭州，至高祖父韦孟时迁居邹县城东。精通《礼记》、《尚书》等经典，长于诗赋，世称"邹鲁大儒"。曾任光禄大夫、大司马车骑将军、长伶少府等职。汉昭帝继位，韦贤曾为皇帝讲授诗篇，昭帝赐封他为光禄大夫、詹事。元凤五年(前76)，再迁为大鸿胪。昭帝死后，宣帝继位，因韦贤曾为先帝授诗，特别受到宣帝尊重，赐爵关内侯。本始三年(前71)，韦贤任丞相，封为扶阳侯，食邑700户。地节三年(前67)，韦贤以年老多病为由，辞掉丞相职位，告老还乡，成为我国历史上丞相告老还乡的第一人。韦贤曾经官居大司马车骑将军，他的家族称“大司马第”是自然而然的，乃至韦氏家族称“大司马第”也是可以的。如果该匾确为明朝许弘纲题的话，他作为兵部尚书，在韦氏祖先的诸多官职里独选“大司马”来题也是顺理成章的。据张黎明先生文章言，上溪坦村韦姓人200多年前从东阳迁移过来，祠堂建造于100多年前。而明代许弘纲生活的年代距今约400年，所以，如果该匾是该许弘纲题写的话，而那么该匾当然不可能是直接为上溪坦韦氏祠堂而题，应该属于从东阳原居住地祠堂迁移或者分刻而来。原匾迁移和依样分刻，其文物价值当然不同。不过这个还是留给文物专家去考证吧。
(杭州市西湖区文化馆 厉剑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