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新华社在七月份转发《文摘报》的一段话——
1992年春天，邓小平再一次到南方视察并发表谈话。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该报副总编辑陈锡添采写的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0多年过去了。现在再看，陈锡添坦言这篇文章有一个“最遗憾”的地方，就是没有把邓小平的一段很重要的谈话写上去：“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这几句话临上版之前，陈锡添却把它删掉了，因为当时正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另外，小平同志还说‘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等，这些我都没敢写。”对于如此重要的两段话，陈锡添为什么“不敢写”呢？陈锡添解释说：“当时我的思想不够解放。”
当我们回望改革开放三十年所走过的历程，科学发展观正在深入人心，但是左的思想依然具有深厚的土壤，这就是为什么党的十七大再次提出“解放思想“的原由！纵观建国以来的社会发展，极左的思潮总是像无形的枷锁始终套在中国的土地上，难以冲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可以说是唯一冲破极左思潮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在极左的年代里，新闻媒体、社会舆论，被要求的只看态度和立场，这已经是一种习惯。新华社在今年七月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应当首先解放表达！》的文章，提出了“解放思想应当首先解放表达，解放‘话语权’”这一观点。其中的几句话耐人寻味：我们也应看到，在一定范围内解放表达并非易事，在公开场合，说四平八稳的套话，讲滴水不漏的官话，已经成了一些人的“话语逻辑”，他们习惯于泛泛空谈，说套话、空话甚至假话，讲真话在一定氛围内反而被认为“不识时务”。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发扬民主和解放表达，1978年12月13日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说：“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在新的历史时期，该是解放表达的时候了。(观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