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自己、把握自己可以说是天下第一难事。尤其为官执政久了，很容易在我是谁、为了谁上犯迷糊。
对此，怕有不少大官小官有话要说。因为，如果要官人写篇“我是谁，为了谁”公选申论，大抵可以保证灿烂地显示“我是公仆，我为民”！
爱谁谁爱，都说爱无需理由。不过，为民之爱还得讲点理由，否则极有可能为“打是情，骂是爱”打开股市般的上升通道，涨不见顶。当官的倒是惬意地享受了一番践行“我是公仆，我为民”遮敝下的打骂激情自慰，作为受爱的民们众们呢？有时有事怕是受之有苦、苦从“甘”来，且是哑巴吃黄莲。
就拿老子爱小子来唠叨。舐犊之情，这可是天经地义，作为小子，不受也得受。因为在老子看来，这可是天地可鉴、毫无杂念的“真金白银”般纯爱真情。不受，那是不识抬举，最好还得感恩涕零、永世不忘、代代铭记。于是便有了国民教育上的不打不成才、不骂不成器的恢宏武打的顺理成章，且是不足为奇。
当然对于此种纯爱真情，肯定会有小子不甚情愿，跳将出来反对。暂不说小子的揭竿而起跟老子动起粗来，虽然如此的演绎在我们身边从没有停止过，但毕竟不合时宜，很难上升到理论层面，发挥不了推而广之的指导意义，往往在爆发中灭亡。不过，一定要对老子与小子的爱恨交加，弄个是非对错的道道，恐怕还得有劳鲁迅先生在天之灵。
鲁先生的《我们如何做父亲》，对老子小子的“爱恨情仇”有着深刻的剖析。做老子的黑灯瞎火嘿哧嘿哧出小子，暂不论其中虽有老子追求快活自娱的元素，自然也有一番顺带生产的辛苦，更不用说此后含辛茹苦的把小子养大。但由此做老子的便觉得父恩浩荡，老子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似乎都饱含舐犊的高大高贵，除了感恩感激感动，容不得小子半点的忤逆。鲁先生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老子要的是小子的报恩。其实小子延续了老子的生命，没有小子哪来发展，哪来传承，怕是必然的断子绝孙。如此看来，小子大恩于老子，更何况老子的爱其实有多少由头？无非是为了彰显“爱之纯”不说而已。
经鲁先生这般点拨，国民家庭教育多少年来的困惑，恐怕在于没有弄清楚我是谁、为了谁。看来老子的爱是有理由的，要的是小子的报恩；原来小子是为了老子而呱呱坠地的，忘了自己完全可以自居老子。不是吗，老子给了小子有形生命，小子给了老子有形的延续。
要做到鲁先生这般的开明思考，还得为思考找个基点。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过，人一旦正直，什么都好了，这是一切幸福生活的法典。那么，正直来自哪里呢？还莫如，人一旦人性起来，一切都好了。这大抵可以成为思考的基点。
做父亲的有了人性的视角，这样的父亲写出的《我们如何做父亲》的申论想必如鲁先生这般“不被浮云遮望眼”，做起父亲来想必省力不少，虽然颇有可能落得“没大没小”抑或“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骂名。
鲁先生虽然不在了，但你我可以借鉴先生的思脉，思考我们如何做官，应该算得上一件有意义的事。其实，为官执政也是如此，从人性切入，更能看得清我是谁、为了谁，所谓的爱民为民，方显真情真实真切。
在我是谁的问题上犯迷糊栽跟头的官人，亘古至今并不鲜见。古代曾有这样一位将军，有一次在作战前夕杀猪杀鸡犒劳众将士，认为自己的马夫不参与作战，不必给他这份犒劳，结果一开战，马夫反而往敌人多的地方牵马，将军被乱箭射杀。是啊，马夫算什么，但恰恰在你是谁上对马夫这类“小人物”缺失了人性的思考，反过来分析便是在我是谁上犯了错，结果因小失大、一命呜呼，打了败战。
在我是谁上立错了根，导致为了谁的方向错误。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是个相当厉害的人物。他手下有个叫易牙的大臣，听说齐桓公感叹没有吃过人肉，竟然回家割下儿子的头，煮熟献给齐桓公吃。还有一个叫竖刁的，听说齐桓公苦于对200多位后宫佳丽管理混乱，便举刀自宫，主动请缨给齐桓公打理后宫。还有一个名公子开方的手下，公而忘私，15年没有回家看望双亲。三人“鸿举”，只有丞相管仲凭“人之情”的理智冷眼相看，告诫齐桓公，可齐桓公雾里看花，大发感概，大赞三人忠臣之心！令齐桓公万万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三人，伺管仲一死，协同一举把齐桓公饿杀了。齐桓公的悲剧根源，也在于缺失人性的思考。人之情，莫不爱其子、莫不爱其身、莫不爱其亲，否则怎谈得上真心爱君。
由此看来，做官执政不妨立足人性的基点，更能理清我是谁、为了谁，立住根，扎牢根，不犯困，而后彰显执政为民的真情实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