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载，深圳一个处长职位招考，有40个教授前去报名。其实这已经是见怪不怪的新闻了，早在五年前，广州市市容环卫局决定向社会公开招考3名处长的消息公布后，反响热烈,尽管有年龄、专业技术职务等条件的限制，挡住了大批博士生、教授的参考，但是在符合条件的报考者当中，具有教授、高级工程师职称的仍占53%，出现了高学历人才争考“垃圾”官的局面。
这是全国千军万马争考公务员的一个缩影，它展示了：国人的价值观已经转向“权贵第一”的理念，崇尚权贵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国民不再崇尚“劳动最光荣”，不再崇尚“创造财富最光荣”。从浅层原因分析，其重要因素是社会分配的导向问题，按劳分配的机制已逐渐为按位置分配所取代。从深层看，表明国民社会价值的沦丧，其原因在于体制的弊端。不久前，一好友给我发了个题为《大师何寻》的帖子，内容是一名记者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袁绪程教授的访谈录。建国近六十年来，真正数得上的大师简直寥如晨星，在谈到改变大师赖以生长的“生态环境”的最后一部分，袁教授提出了体制问题，提出了加快体制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是出产大师的重要条件。
其实，体制问题是长期以来大师无处可寻的最根本因素。各领域缺少大师，从全局而言，只是众多问题中极小的一个问题，其实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弊端，追本溯源，说来说去还是个体制问题，尤其是政治体制问题。所以，国民才有了改革的期待，有了变革的盼望。然而，积重难返，改革的道路依然艰难。早在二十年前，党的十三大就提出了“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的论断，可是道路还是曲折的，原因正如小平同志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一文中所言“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障碍”，只是这个障碍实在太大了。所幸的是，目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也许是山雨欲来的征兆吧。(□潘一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