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一张饼

　　晴天涂黄酱

　　阴天烙糊了

　　晚上吃没了

　　记忆里，山乡清晨的空气是甜的，阳光蜜汁般地流淌。小二喜和堂姐和着轻风流水一边唱着这首《太阳》童谣，一边对着太阳拿出个盛满水的小脸盆，脸盆旁搁着几面小镜子，然后四只小手扎进脸盆里，掬起一捧水，对着镜子散开。水珠顺着指缝滑下来，仿佛一个墨点遽然洒成了怒放枝头的梅花，每个手指头上都有绚烂的太阳花在闪耀。“我的手上有十个太阳喽！我的手上有十个太阳喽……”两个孩子笑声朗朗，惹得满院的花朵晃动了起来。二喜和堂姐同岁，堂姐是叔叔的女儿，比二喜大几个月，这是他俩经常玩的游戏。

　　25岁那年，二喜到城里当了民工，大半年后从人口稠如粥的城市回到山乡小村，不是衣锦还乡，而是病得很重，像一只被踩扁的烂纸杯，皱巴巴地萎在床上。病床上的他腹胀如鼓，脸儿蜡黄，似乎阎王已下了请帖。炕上有病人，地上有愁人。家里一贫如洗，70多岁的老父母只好招回其他子女，叔叔雇了辆拖拉机把他拉到了县城医院。

　　很快，二喜被确诊为急性黄疸肝病，医生说这种病比肝癌还可怕，几天就能吞噬人的生命，所以得马上住院。这病很烧钱，得整万整万地砸。在住院部收费处，哥哥姐姐摊开了穷谱。

　　“俺家没钱哪，我一人打零工过日子，俺老公的哮喘病闹得凶，折腾了一辈子了，没钱治……”大姐一脸菜色，荒草般杂乱枯涩的头发顶着岁月的沧桑和颓废。二姐家的儿子刚上大学，她的眼神空荡荡的。“俺家刚造了房……没钱”大哥偷偷地摘下手上的金戒指，捂着手指上那圈白晃晃的戒指痕，阴郁着脸。是啊，大哥家的高堂华屋噌噌地拔地而起，傲傲地秀着，俯视着村里的土房子群，总不能上房揭瓦，卖房治病吧。兄妹三个三双空手。

　　“穷人买米——只要一声(升)，能借的借，能凑的凑，能贷的贷，总不能见死不救……”堂姐的话炸雷般地轰开了。她从衣兜里摸出一大摞零碎的票儿——1000块钱。这是叔婶钩头花大半年积攒而成的，钩一个头花五分钱，叔婶整整钩了两万个头花而得的辛苦钱。堂姐又掏出两千块备嫁妆的钱，那是她打工得来的。二喜总算住了院。

　　一天1000块钱的医疗费，眼看就花完。穷山竭泽，堂姐跑到银行贷款，她一处一处地跑，跑了县城和10个乡镇的大小银行。一路风尘一路颠簸，运气好时，她搭上便车，坐不上车就徒步赶路。她声嘶力竭，粗嘎嘎的嗓音在风中颤栗，泪花儿泡着恳求跑了方圆几百里地。奔波中曾经被人当骗子耍，被当作乞丐轰，还被人当作风尘女子。终于，有一家好心的银行答应贷一万块钱，可是必须有人担保。堂姐找到了二喜的大哥。

　　“吃肉不吐骨头啊，年初借的400块钱还没还回来呢……这是桌子缝里抠芝麻，抽筋剥皮啊！阎王催命往水里砸钱哪，这不是要俺全家也陪命吗……”大嫂一听担保，立马破嗓哭开了，涂得花花绿绿的粉脸被眼泪糊成了油画，肥溜滚圆的身子围着个短皮裙像只蒙着布发酵的酒木桶在咆哮声中舞着摇滚。年初的400块钱是老母亲替二喜借来的出门盘缠，为了这钱老母亲差点跪在大哥门前。病床上的二喜挣扎着从剩下的救命钱里抽出400块甩给大嫂。大嫂一把撩起钱，扭着肥臀，立马就走。

　　“总不能把人赤条条地搁在荒滩上等死，这字我签！这病我管到底！”堂姐仿佛听到了煮豆燃豆萁的劈啪声，挥笔慨然签字。村里人都说堂姐傻，亲兄弟不管的事儿，做堂姐的又何必，一个姑娘家摊上这种事儿怎么找婆家。

　　二喜自知这病折腾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医院消受不起，救命钱还是用来吃中药耐用。于是，住院一周待身体稍有起色就回家。堂姐请了世传老中医开方治病。大姐和二姐也零星地凑了点钱。为了还贷治病堂姐远走他乡打工挣钱。

　　此后三年，堂姐不断地从远方汇钱回来，有一次甚至汇回了2万，林林总总加起来共汇回5万块钱。枯杨生禾弟，二喜的病也渐渐痊愈。第三年春节，堂姐返乡团圆。吃饭时，二喜猛然发现，堂姐总是藏在袖子里的左手少了三根手指，面目狰狞的左手像根火炬，上面蜷曲着一个大拇指和一个食指。

　　“姐啊，你的手……这是咋回事啊？！”一种巨大的惶恐像一根缆绳拧着二喜的心，他的每一根神经都在绞痛，每一个细胞都在割裂，五脏六腑仿佛挪了位置。

　　“你姐在深圳的一家棉纺公司上班，每个月也只有八九百工钱，杯水哪能救火场，远远及不上你的药费……而且去年你的病又反复，那么重，得第二次住院挂蛋白。所以，她把心一横，左手就伸进了隆隆飞旋的机器中，得了2万多的工伤补偿费……然后把2万块钱汇回来，你才能第二次住院……”婶婶哭诉着。

　　“姐啊，我的亲姐啊……”二喜跪在堂姐的面前，两人哭成一团。

　　天上一张饼

　　晴天涂黄酱

　　阴天烙糊了

　　晚上吃没了

　　阳光满满地涌进堂屋，枕着泪人。泪水从指缝里流下来，指缝间的太阳咸咸的，跌跌撞撞的，又抖抖地裂成好几个。于是每个指缝里，都有一个流泪的太阳——二喜有十个，堂姐只有七个。二喜说他会捧着这七个太阳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