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浦江郑义门后，我为郑氏一门孝义治家所感，回来又查阅了相关史料，更为详细地了解了郑义门历史。

　　原来，早在北宋崇和元年，郑氏家族便开始合族同居，历十五世，共三百四十余年，且郑氏子弟一百七十三人出仕无人贪墨，屡受朝廷旌表，更有明太祖朱元璋亲赐的“江南第一家”之名。反观当今社会，政府官员贪腐之事时常能见诸于报端。在机关单位纷纷加强廉政教育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为何如今加大了反腐力度，腐败现象依然屡禁不止，而九百年前的郑义门却能做到无一人贪腐？

　　深究起来，这不是廉政教育问题，而是当前社会意识形态上的问题。政府官员也是人，自然有自己社会关系网，行为方式难免受到亲朋好友的影响，自我评价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各种社会舆论。当拉关系、走后门流行成风，官员们面对各种社会关系的抗压能力就倍受考验；而在当今，收入低也意味着个人社会形象、地位的一落千丈。很多官员就是因为无法扛住多方压力，才伸出了贪腐之手。因此，要根治腐败，就必须改变当前功利浮躁的社会风气。而要改变这一社会风气，就应从我们自身做起，从每个家庭做起。

　　《礼记》有云：“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郑义门之所以能流芳百世，说到底就是治家有方。然而，郑义门与现在普通意义上的家庭不同，也不是古代一般意义上的宗族，不由血缘相连、居所相近的诸多小家庭组成，且家庭收入一律“归公”，十五世合族同居，鼎盛时有子弟三千余人。因此，郑义门不仅是一个“同居共财”的巨大家庭，更是一个小社会。这种大家庭其实并不容易长久维持，容易因为族人私蓄财产激发矛盾，进而引起家庭解体，而郑义门却能严格规范族人的行为，同居十五世，确不负“江南第一家”之名。仔细分析其治家之法，有以下三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首先是“家长”的言传身教。郑义门以孝义治家，且家中事务皆由家长主持大局，家长这一角色在家族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郑氏家长先有同居创始祖郑绮，孝感动天，有孝感泉，临终时仍令子孙遵守同居遗训；后有五世祖郑德璋，创东明精舍，聘名师，开家族办学先河。所谓“上行下效”，家长的生活、思维、处世方式，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族人，使之辨善恶，明利害，规范生活习惯，确立高尚人格，形成牢固的孝义观念，巩固家族内部团结。

　　这让我想到一句话：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点石成金、立地成佛的技巧，而是一段春风化雨、自然无为的过程。我们在高喊反腐的同时，不妨先审视自身，转变不良生活方式，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进而影响身边的人，改变功利的社会风气，破除滋养贪腐的温床。

　　其次是完备的“家庭规范”。《郑氏规范》一百六十八条，内容涉及生活各个方面，大到祭祀流程，小到作息时间，皆有据可循，并有专门针对出仕子弟的规定：“既仕，须奉公勤政，毋踏贪渎……有以脏墨闻者，生则于《谱图》上削去其名，死则不许入祠堂。”此外，家中事务虽由家长主持，却还设有辅佐家长的典事、执行家规的监事、负责外联的通掌门户者、管账的主记等职。张居正曾言：“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而郑义门不仅将权力关进了制度的笼子，还实行分权管理，严格内部监督，自然人人信服，是以孝义传家几百年。

　　《郑氏规范》最初并不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样子，直到六世祖郑文嗣将郑氏一族的家规编成《家范》，才成了元武宗时士人赖以制定家规的范本，后来又几经修改，才有了现在的一百六十八条。可见，凡事不能一蹴而就，不管是规章制度的制定，还是社会风气的形成，往往要经过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这也恰好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与人为善”。《周易》有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郑义门以孝义治家，“孝”字在前，“义”随其后。五世祖郑德璋就是个豪侠式的人物，不好文墨，精通武艺，却弃武重文，创东明精舍，且为人好打抱不平。宋度宗末年，因官府苛政，地方有人起兵造反，郑德璋设计诱擒其首领，扭送官府，又修建石墙以自守，被征为青田县尉，却拒绝赴任；后遇灾荒，又开仓赈饥，救了许多人，在地方上颇有威望。所谓“德不孤，必有邻”，正是郑德璋侠义使得郑氏一族兴旺了起来。

　　而这个“义”字，不是江湖义气，而是国家大义，对百姓的情义。《郑氏规范》第八十七条：“子孙倘有出仕者，当蚤夜切切以报国为务。抚恤下民，实如慈母之保赤子；有申理者，哀矜恳恻，务得其情，毋行苛虐。又不可一毫妄取于民。”从字里行间，我们就能体会到郑氏先祖的报国之意、爱民之心，且言辞恳切地再三叮嘱，唯恐后世子孙守家规，将“与人为善”这一信条作了完美诠释。

　　家治，何愁天下不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