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江
上世纪日本曾经历了“失去的９０年代”，社会历尽磨难，经济痛苦挣扎。２００２年日本终于迎来了“新经济时代”。十年炼狱固然打造出更优质的经济体制、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带来模式的改良与制度的创新；但日本同时也丧失了外交上的战略机遇，而长期萧条、沉闷压抑的社会环境也对日本的民族心理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日本面临着又一个选择的关口——这次是在外交战略上：是抓住机遇、自我解困；还是依然故我、再失去十年？对于小泉国内改革的功过成败，见仁见智；但说小泉外交留下了沉重的负遗产，特别是对亚洲外交败绩累累，持异议者寥寥。小泉的失败，不在于他有一套“嫌亚”、反华的战略，而在于他没有战略。对韩国、对朝鲜、对中国，小泉推行的“点式外交”体现的不是日本的外交战略，而是个人的国内政治战略。看似散乱无序，但总是围绕一个核心——博得国内的喝彩。小泉辩称参拜靖国神社属于“个人心灵的问题”，作为代表日本国的最高行政首脑，小泉的错误就在于把个人的“信念”——假设果真存在的话——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一边寻求政治大国化，一边挑起与亚洲邻国的对抗，这套做法内含结构性矛盾。重美轻亚，不仅违背战后日本保守政治奉为圭臬的中庸、平衡之道，也直接损害了日本眼前和长远利益。亚洲战略力量对比的变化（见《中日关系：势之变》一文，本刊２００５年第１１期——编者）、亚洲国家团结自强、区内国家与美国等区外国家合作的深化、日本“亚洲代表”地位的丧失，等等，构成了日本外交中全新的、空前重要的“亚洲因素”。从日本的长远利益看、从其为政者的角度看，搞好与邻国的关系可以说是实施外交总体战略的基础。经济上，在欧洲、北美地区统合的大格局下，日本只有强化与所在东亚地区的融合，才可能具备全球争锋的底力。事实上，自１９９７年金融危机以来，日本对东亚的经济依赖在持续加深。而外交安全靠美、经济靠亚的做法，让日本患上了身心分离症。
美国的政策只取决于它自身的国家利益，除此无他。对亚洲，美国的原则是抑强扶弱、打一拉二，目标是构筑利己平衡、维护战略主导。美国从克林顿政府后期开始调整对日政策，抬高日本的政治安全地位，一是要转移日本民族主义的矛头所向，同时，更主要的是面对亚太地区战略力量对比的变化，通过强化美日同盟、借助日本达到地区战略目标。这与二战后美国短期内对日政策的迅速变化颇为相似。那次美国放出了甲级战犯、使民主化改革半路叫停，在日本战后政治清肃与对外关系上遗害无穷。目前美国并不希望日本在亚洲孤立。道理很简单：日本之所以有用，是因为美国可以通过它去影响、引导或者平衡亚洲国家。实际上，７月２１日已宣布弃选的福田康夫今年５月初访美之际，美方的“破格接待”已经向日本新领导人发出了明确信息：要搞好和亚洲邻国的关系。
９月２０日，执政的自民党将进行总裁选举，２２日将产生新的首相与内阁。很明显，如何重新构建对亚洲外交，将是新领导人面临的一道必答题，而且要限时交卷。遗憾的是，主要候选人安倍晋三近日发表的“施政方针”并没有给人们一个满意的案卷。很明显，从选举策略出发，安倍要极力避免让难题、敏感问题成为选举的焦点，所以对靖国神社问题采取暧昧战术，对日中、日韩关系大而化之。这可以理解，但关键是上台以后的政策，特别是到明年７月参议院选举之前的十个月。安倍家族与自民党派阀政治有割不断的联系，继承了其外祖父岸信介的政治血脉。他认为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一直没有被作为战犯对待”，在历史观上甚至不如小泉——小泉在国会答辩时称：日本接受甲级战犯是战争犯罪人（的判决）。对于政治家来说，怎么想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怎么做。
对安倍年轻的政治生涯而言，这一次的政权交接将是他作为日本最高行政领导人与亚洲邻国交往的开始，而对他所领导的日本，却是一个决定国运的十字路口。一朝失之毫厘，日后谬之千里，日本外交由此可能陷入“失去的十年”。届时，一个更加孤立的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的“扣”将更难解开，国内政治分裂也会愈演愈烈。而那样的一个日本，在外交安全战略上将更加具有不可预测性。这对日本自身的健康发展、对亚洲乃至世界的稳定与繁荣，绝对都不是一个好兆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