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背景]
黄烈文，男，73岁，深泽乡道士岙村人。1961年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农学系种子专业。先后在武义粮食局、农业局一直从事种子工作。获得科技进步奖11次，农业丰收奖10次。受到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高度评价。1994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编者按：今天本报推出《深度访谈》专题，旨在以谈话的笔调，更直观地采访我县及我县籍在外人士，畅谈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切身感受和独到见解，揭示问题，探寻根源，以利更好地服务我县经济社会的发展。
与武义结缘
在武义农村，许多农民不知道县委书记、县长是谁，却知道一个叫黄烈文的农业局干部。因为他亲民爱民，把自己当成农民的一员。为了培育杂交水稻种子，他与山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多年的实践探索，终于成功选配了“汕优64”杂交晚稻，为我们的吃饭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
记者：能具体说说你儿童时代的事情吗？
黄烈文：我1935年出生在深泽的一个小山村——道士岙。应该说幼年时家境尚好，由于母亲的早年去世。使得我在初中二年级时遇到了人生的第一道坎。后来，父亲的去世让我家顷刻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记者：当时作为农民子弟，只有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跳出农门，走出大山是每一个有志青年梦寐以求的希望所在。于是，你家卖掉了家中所有能卖的东西，支撑着你的学业。而你也不畏艰辛，每天翻山越岭地坚持自己的求知之路。
黄烈文：确实如此。有付出，总有回报。1956年，我考入山东大学生物系，成绩很不错。我十分珍惜这个学习机会。然而命运多桀，与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入学不久，我就在一次体检中被查出患有甲肝，我不得不离开刚刚迈进的大学校门。
记者：回乡后，你就在磐安中学当起了教生物的代课老师。后来又怎么考进浙江农业大学呢？
黄烈文：在磐安中学，繁重的教学任务让我无暇顾及自己的大学梦。第二年高考，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去考，因为我已经有一年时间没有系统复习了。一位很要好的同学见我实在太忙，就帮我报了名。凭着过硬的底子，我考上了浙江农业大学。
记者：为什么会到武义工作？据说你大学毕业后有留杭州工作的机会。
黄烈文：组织分配，那时侯一切都是服从组织分配。大学毕业后，我的档案先拿到金华地区，再由金华组织人事部门分配到武义。留杭州工作，没有这样的事儿。
记者：经常回磐安吗？磐安玉山区域制种产业搞得不错，你与他们有联系吗？
黄烈文：磐安离武义不远，联系很方便。在武义大半辈子了，生活人际方面还是武义熟悉一些，所以我偶尔回磐安，有时应邀到磐安讲讲课，看到家乡变化很大，真为之感到高兴。玉山区域制种听说过，但没有与他们打过交道。与种子结缘
记者：读大学时怎么就选择了种子专业？
黄烈文：民以食为天。那时候填饱肚子都是件困难的事，我想通过自己的学习，能够实实在在地为农民做些事情。填报志愿时，我想到了赖以生存的粮食，就毫不犹豫地填了种子专业。
记者：你对种子的研究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家里的事情一点都顾不上。三个孩子出生时你都不在身边。“生孩子可以等，但育种工作不能等。”你多次说到这句话，能说说你的一些故事吗？
黄烈文：你的问题问到点子上了。用老伴的话说，我不是个好丈夫，如果是现在，老伴非跟我离婚不可。1972年10月，我的第三个孩子预产期是10月4日，但是10月3日单位安排我下乡，我卷起铺盖就下乡。我们这代人工作就工作，休息就休息，工作的时候不管什么事，都要服从工作。因此10月3日晚上11时许，已经有了反应的老伴含泪收拾起包袱，独自一人前往医院。临走时她留下了两张纸条，一张给熟睡的两个女儿，让她们醒来后到隔壁邻居家吃饭；一张留给了农技站门卫，让他们上班后打电话给我，说自己到医院生孩子去了。10月4日凌晨2时，儿子在医院顺利降生。因为身边无人照料，直到当天中午，老伴仍滴水未进。同一产房的孕妇家属看她实在可怜，就烧来鸡蛋给她吃。下午，接到电话的我匆匆赶到医院。到医院时，我泡在水田里的那粘满裤脚的泥浆还没有干呢。老伴看到我这个样子，又是责怪，又是心疼。其实她嘴上对我抱怨，但心里还是挺支持我工作的。那时候大家思想都比较单纯。
记者：在那个水稻亩产普遍只有300多公斤的年代，你所蹲点联系的乡镇，水稻产量却都很高，有的村水稻亩产甚至达到420多公斤。在武义你一下子成了农民眼中的大专家。
黄烈文：科学种田，源于田间管理。但要亩产提高，根本在于种子。1974年，我有一次到外省出差，看到当地有一种优良稻种。我觉得这个品种可能适合在武义改良种植，于是向人家讨要种子。但对方种子也相当珍稀，我再三恳求，他们只给了我十几粒种子。因为当时正值水稻育秧季节，如获至宝的我来不及亲自将种子带回，就跑到邮局给妻子寄了一封挂号信，并将十几粒稻种夹在信封中寄回。收到挂号信和种子后，我老伴按照我的嘱咐，马上跑到星光大队找到有关人员，将这些稻播种下去。结果这些稻种引进到武义后，很快被农民接受并推广，次年水稻产量大大提高。
记者：这就是你的“千里寄种”故事？听说你还有一个“拼命夺稻”的故事。
黄烈文：对。那是在1976年，我在武义县壶山镇星光大队蹲点时，培育了一种叫“四梅大穗”的优良品种。这个品种的水稻稻穗很大，但只有三株。物以稀为贵。我天天像孩子一样悉心照料。一天，吴山镇召开生产队长大会，散会后这些生产队长经过我的试验田，看到快要成熟的这三株水稻实在喜人，一位生产队长就伸手拔了下来。等我赶到田里时，发现悉心培育的“四梅大穗”不见踪影，我一下子就急了。得知被人拔走后，我拔腿就追，足足追了两三里地，才从那位生产队长手中把稻穗夺回。从那以后，我除了有“种子王”的外号，人们还称我“种子迷”。与袁隆平结缘
1981年，在农村长期蹲点过程中，黄烈文发现当地农民普遍种植的“汕优6号”杂交稻开始出现抗病性、种性退化的现象，而且其生育期太长。要想改良这一品种，就必须在“汕优6号”种子母本基础上，找到与之相配的优良父本。经过对比研究，黄烈文发现湖南的“威优64”种子其父本“测64”可能适合。于是，黄烈文决定赴湖南向“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求教。
记者：当时袁隆平的名气已经很大，全国各地前去参观取经的人很多。作为县里的一个小小农技员，你是怎么见到袁隆平的？
黄烈文：当时，我也很担心人家会不会搭理我。在未见袁隆平前，我就已经作好了被拒绝的准备，但同时也作好了第二次、第三次拜访的准备。谁知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袁隆平十分平易近人。第一次拜访，我们就受到袁隆平的接见。见到袁隆平后，我将自己改良种子的设想和盘托出。也许是有理有据的分析和翔实可靠的数据，也许是出于大家共同对种子的痴迷，袁隆平一下子对我这个貌不惊人的农技员刮目相看。袁隆平说：“一个县里的农技员对良种的选育研究得这么透，而且对育种工作这么投入，让我非常感动。”袁隆平马上叫助手去寻找“威优64”父本“测64”。但由于所有的种子都被送到了海南基地试种，根本无法找到。袁隆平想起了自己作为样本密封保存的两公斤种子来，他让助手立刻取出半斤交给我。“这是作为样本密封保存的种子呀！”袁隆平却拿出来给我，弥足珍贵的种子，我感动得真有点不知所措。要知道视种子为生命的袁隆平拿自己的样本送人还是平生第一次。
记者：袁隆平与武义结缘是因为你的牵手，你还与袁隆平成了朋友。
黄烈文：自从与袁隆平挂上号后，我们每年都要到湖南，向袁老请教。袁老也对武义有着特殊的感情。经常到武义实验他的科研成果。作为杂交种子研究员，我当然获益不浅。袁隆平不仅是我的老师，更是我的朋友。
记者感言：一生干好一件事。为了优质稻种的选育和推广，黄烈文将自己的办公地点放在了田间地头。武义县农业局一项统计显示，35年来，黄烈文在该县基层连续蹲点10个月以上的共有七个地方。每到一地，黄烈文总是自带干粮和铺盖，白天泡在田里，晚上住在农民家中。黄烈文没有当官，他却成为浙江乃至全国的“种子王”。采访时，黄烈文说：“我工作的信条很简单，就是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就是黄烈文痴迷种子的理由。凭着袁隆平给的半斤种子，武义县到海南选配成功了“汕优64”杂交晚稻新组合。后来，这个组合在武义全县推广，并成为浙江省杂交晚稻的当家组合，黄烈文也因此获得了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990年通过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在全国推广。据统计，如今，该品种在全国推广面积达近2亿亩，全国平均亩产增加50公斤，农民增收84亿元。杂交水稻“种子王”，黄烈文当之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