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东省烟台市三名奥运冠军邢傲伟、唐功红、刘春红连同该省其他6名奥运冠军被山东省体育局一次性统一提拔晋升副处级领导职位。6月5日，这九位奥运冠军结束“岗前培训”，即将走马上任。(6月6日《羊城晚报》)

　　之前的诸如“体而优则硕”，甚至“体而优则博”，顺便再延续“体而优则仕”可谓早有耳闻，只是这些“神话故事”上演的数量没有烟台这般庞大罢了。不仅是集中，而且一次性“批发”九个奥运冠军戴上“处级乌纱”，起点与级别均创新高。这难免会挑动公众的两根神经。

　　首先挑动的是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神经。我们一直片面坚守竞技体育成绩至上的思维不放。“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其实，体育的首要内涵是增强公民体质，可此要旨一再被年复一年的“夺金”冲动挤压到孤独的一角。

　　摘到金牌，明星们随之获得政府与社会的多重高奖，奖金、豪宅、学位、地位、官位等，几乎全部加身。一些地方将金牌块数作为唯一量化国民体育成绩的“硬指标”，公共体育一步步弄成了面子工程。孰知，这最终让一些冠军成天生活在飘飘然中不能自拔，最终纳税人的钱把体育明星变成了难以接“地气”的富人或“官人”。

　　第二根被挑动的神经是我们干部用人体制之弊。按理说，公共管理领域需要什么样的公仆，需要多少公仆，这应是公开而公正的，不会随着奥运冠军的多寡而随意变化。公务员行业属公共服务职业，公仆服务的技能与水准与是否曾夺过冠军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9名从事不同职业类型的冠军，呼啦啦一起当“处官”，如此打开“入仕”大门，形象而直白地说明了，我们的官场文化里，还一直将“仕”看成是一种犒劳冠军的商品而非服务于民的职业精神。(周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