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以诚信为本，强调诚信做人、诚信经商。历史上的各个商帮无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企业文化。晋商讲“以义制利”，讲“重信义，贵忠诚”。徽商讲“唯诚待人，人自怀服”，“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甬商讲“信誉招千金”。鲁商则“讲究诚信，规范行为”。这些商人都以诚信成就了事业。

　　当年，许多晋商在包头一带从事贸易活动，那些不讲诚信者在食用油中掺假，卖面缺斤短两，最后无一成事者。但乔家坚持油不掺假，买一斤面给顾客十七两(十六两一斤)，结果发展成“复字号”商业连锁体系。晋商最辉煌的是票号业。当时并没有对票号的立法，政府对票号也没有任何限制，自由创办、经营，甚至连税收也没有。这就是说，客户把真金白银交给票号换取一张银票，能否再换回真金白银并没有制度保证，完全取决于票号是否守信。在票号发展初期，有一个无儿无女、无亲无故的孤老太太，从去世丈夫的衣服中找出一张银票。许多人都认为，这张银票恐怕难以兑现，但票号不仅兑付了银子，还支付了利息。“见票即付”成为各票号诚信的底线，无论票号自身有什么困难，也要兑现这个诺言。

　　诚信是经济活动的基础，但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商帮的诚信都无法避免它们最后的灭亡呢？为什么这种诚信不能使他们从封建社会商人成功转型为现代企业家呢？这就在于封建社会中的中国式诚信与现代社会的诚信有本质的差别。中国式诚信的基础是文化理念和人与人之间有限的了解。中国商人都推崇关公，关公身上体现出来的是“诚与义”的精神。中国的商人是以地域和血缘为纽带形成的商帮，这种关系的产生源于这些人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共同的利益。晋商坚持“用人用乡”，即非老乡不用，徽商坚持“用人用亲”，即非家族成员不用。其他商帮也由一地或一个家族成员所组成。原因也在于这些人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关系。

　　中国式诚信不以一种制度为基础，从而限制了商业和经济的发展。各个商帮在用人上有限制，贸易范围也限于熟人之间。比如晋商的票号在未汇总政府官银之间，无论是存贷款还是汇总，主要是为本地或熟悉的商人服务。决定经济行为的不是制度而是对人的了解程度。所谓“万两银子一句话”就是贷款时只取决于对借贷者的信任度，并没有制度保证。如果债务人破产还不上钱，票号也只好自认倒霉，一笔勾销。当商业关系还不复杂、贸易活动处于低级状态时，欠钱还不上债的毕竟是极少数，票号仍可以经营下去。但当贸易发达、商业关系复杂起来后，这种任凭口头信任的关系就无法作为经济活动的基础。美国社会学家弗兰西斯·福山把中国式诚信称为“低层次的”或“有限的”信任。

　　现代社会的诚信当然也会依托宗教等文化基础，但关键还是制度，是制度让不认识的人相互信任，从事经济活动，从而是一种无限的信任。例如，现代银行不是只向熟人放贷款，而是实行抵押贷款及其他相关的制度(如根据还款记录评信贷级别等)，从而业务就可以无限做大。晋商的失败，正在于有限信任的票号与无限信任的银行进行竞争，最后失败的只能是前者。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仅靠地域或血缘的有限信任并不可靠，会由于条件的变化而失信。在晋商兴盛时期，像乔致庸这样的东家往往具有至高的权威，可以维系建立在地域关系上的内部诚信。但当晋商衰落，东家不再有这种权威，尤其不少东家吸食鸦片，无力也无心掌管企业大事时，这种信任就会迅速瓦解。缺乏制度约束，诚信又不存在，职业经理人就出现了种种败德行为。

　　中国式诚信的关键是缺乏制度基础。它在传统社会商业关系不发达的情况下，可以起作用。明清两代中国商业发达，商帮兴旺与这种诚信相关。但这种缺乏制度基础的诚信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不从中国式诚信转向现代以制度为基础的诚信，就不可能真正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以中国式诚信为基础的商帮在今天也是无法克隆的。只有认识到这一点，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商业成就和商帮才有意义。 (作者为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