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上鼠患的频发，与草场退化有直接关系。”玛曲县环保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武国真说。

　　他介绍，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由于人为捕杀，黄鼠狼、狐狸、老鹰的数量减少了，进而整个生态食物链被打破，加上过度放牧，草原生态不断恶化。

　　除此之外，泥炭地开发、矿山开采、公路及城镇化建设也对玛曲草地生态系统造成破坏。

　　“黄河中下游断流，与玛曲湿地水源涵养功能降低直接相关。”杜国祯说，“甘南湿地是保护黄河中下游生态安全的绿色屏障。一旦这个屏障被破坏了，刘家峡水库每10年就得清淤一次，否则，整个兰州将变成‘海滩’。”

　　自1992年开始，杜国祯每年夏天都要赴玛曲作科学考察。他见证了玛曲湿地萎缩的进程，因此忧心忡忡。

　　保护与拯救迫在眉睫。玛曲县畜牧兽医林业局副局长罗白介绍说，虽然当地在湿地保护与恢复工作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但苦于没有资金支持，难以为继。

　　“死循环”

　　采访中，许多湿地保护专家和玛曲县当地官员都将玛曲湿地退化的重要原因，归结为“过度放牧”。有数据显示，目前甘南草地承载的家畜数量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两倍。

　　玛曲很难摆脱一个怪圈。草、畜、人三者的关系，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死循环”：大力发展畜牧业、提高农牧民收入——草场承载量不断加重——草场退化、牲畜减少、农牧民再度返贫。

　　玛曲县环保局提供的数据显示，这种矛盾仍在发展。整个玛曲县牧草产量从1981年的5860公斤／公顷下降至2004年的4000公斤／公顷，降幅达1／4；草层高度由1990年的35厘米下降至现在的10厘米，植被覆盖下降到目前的70%左右。

　　牧民云白的家族世代居于草原，以放牧为生。他拥有200多头牦牛、150头羊。虽然有2500多亩广袤草场供他支配，但仍显得捉襟见肘。

　　更令他忧心的是，“这几年，草场不行了，草长得不好。”和草原上大多数牧民一样，云白也曾怀有“千头牛万只羊”的梦想，但要维持眼下牲畜的规模，他不得不在每个夏季，租用别人的1000多亩草场。为此，他要额外支付一笔高达1.5万元的租金。

　　直到今天，玛曲县仍然难掩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脆弱的生态，需要保护，但人们又需要依赖这样的脆弱环境生存和发展。怎么办？

　　“这确实是个死结。”武国真说。他介绍说，玛曲是一个纯牧业县，牧民群众收入的95%以上都来自畜牧业，但由于畜牧业基础设施薄弱，牧民群众仍处于“靠天养畜”的被动局面。在他看来，解开这个“死结”的办法是“让牧民不再单纯依靠畜牧产业致富，让一部分牧民从草原上解放出来”。

　　当然，这还面临着许多实际困难。对那些从草原上退出来的牧民来说，离开他们熟悉的草原，转型之路漫长而艰辛。

　　难以照进现实的生态补偿机制

　　玛曲——这座只有4.5万人口的高原边陲小城的命运，注定与黄河休戚相关。

　　生态安全永远是玛曲的“紧箍咒”。玛曲人从2001年便意识到了这一点。从这一年开始，玛曲县全面禁止“白色污染”，禁止使用塑料袋和一次性饭盒。

　　很难想象，生态意识在这个西部县城觉醒得如此之早。但现在，在“禁塑令”坚持了9年之久后，整个玛曲县仍然在渴望生态补偿机制能照进现实，以缓解当地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的矛盾。

　　接受记者采访时，玛曲县县委书记张正雄表示：尽管对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呼吁已逾多年，但截至目前还没有建立良性的循环机制。

　　张正雄介绍，目前玛曲县正在积极加强草原的保护和治理，动员牧民群众增加牲畜的出栏数，防止草场退化，积极探索治理草场沙化的路子。

　　2007年，国家和甘肃省将“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与建设项目”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投资44.51亿元。“这笔钱不仅限于玛曲县，而是照顾了黄河流经甘南的各个县。经过层层分解，实际落实到玛曲县的项目资金已经没有多少了。”张正雄说。

　　在这位县委书记看来，“玛曲湿地的生态保护，应该跳出玛曲县的范畴，与黄河中下游的利益攸关方一道，从国家战略层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稳定地解决玛曲县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

　　记者在玛曲县环保局提供的《玛曲县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专题研究报告》中注意到，鉴于玛曲县特殊的生态保护价值，该局建议应该将环境保护纳入政府绩效评估和考核体系，参照国家对青海三江源的优惠政策，对玛曲今后原则上不再硬性考核GDP，将玛曲县建设成为生态县。

　　玛曲的困境折射出中国许多大江大河上游生态功能区的共同困境——这些地区大部分是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大多数地区还是贫困地区，而且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弱、大规模聚集经济和人口条件不够好。本报记者张鹏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