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唐骏被“剥皮”之后，有众多支持者站出来力挺，其中有一个叫禹普永的。李一被媒体“剥皮”之后，也有众多支持者站出来力挺，其中有一人叫戈国龙。

　　戈国龙是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社科院宗教学博士后。看这头衔，就知道非一般人物。

　　我很欣赏戈教授站出来为李一说话，但说得对与不对又是另一码事，至少戈教授的“辩词”是值得玩味的。

　　戈国龙说李一“绝对不是没有真才实学的骗子”，而是为了要成就一番事业，“不得不适应社会而采取一些世俗的手法来包装自己，甚至留下一些世俗人物所具有的欲望的印记与自我局限”。这话说得多有技术含量啊，就像孔乙己说“窃书不算偷书”，尽管李一有造假之实，但戈教授不说造假，而是说包装。

　　把造假说成包装也罢，为李一的华丽包装大声叫屈，说成“不得不”的无奈就不该，好像社会压逼他去造假装神。这不但为“造假有理，行骗无罪”张目，而且直接打了公众的嘴——都是你们这些人逼着李一这样做的。

　　如此乾坤大挪移的手法，招式比划得神乎其神，本质是颠倒黑白是非，是要赤裸裸地告诉人们，这个社会不需要讲是非黑白，不需要讲正道正途，只需要获名夺利、出人头地。只要你成功了，管你是不是造假，是不是装神弄鬼，是不是歪门邪路，都会获得世俗之人的顶礼膜拜，渴望复制你的成功。

　　可见，张悟本、李一……这些意在能把全世界的人都骗倒就是成功的人并不可怕，无数的人，包括名人学者为这些骗子捧场辩护也不可怕，如果大众有基本的是非判断力，就不会变成不明真相的群众。可怕的是，为骗子捧场辩护本身在颠覆一个正常社会应有的最基本的是非标准，让人处于是非莫辨，黑白难分，助长骗子更加嚣张，行骗更加赤裸。

　　稍有常识和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骗子之所以得逞，无非利用了人性的弱点或社会的短板。小者贪图便宜，中者渴望成功，大者“精神追求”，林林总总，都可能成为骗子可趁之机。他们中有看不起病的贫困者，有苦苦打拼的职业人，也有先富起来的暴发户，各类骗子纷纷锁定自己的“目标客户”，张悟本锁定的主要是些看不起病的低端客户；而李一锁定的主要是先富起来的高端客户。二者的手法绝不是简单的“江湖卖艺”，而是从包装到服务一条龙。

　　换句话说，骗子的事业在这个时代越来越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而之所以成为庞大的产业，除了媒介的传播功效，未尝不是因为社会存在庞大的市场需求？是谁在为这个庞大的市场需求提供生长的土壤，是颇为值得深思的。譬如老百姓的看病难看病贵，被就业、住房等压力夹磨下的成功饥渴，某些人精神信仰的真空状态，长期以来对各种造假行为的习以为常等……这些绝不是几个骗子可以制造的。

　　市场需求虽然庞大，但在一个相对开放透明的社会，粗放的造假显然已行不通，才需要精心包装，需要权力、金钱、媒体、学术“配合”，需产业化运作，这大约就是戈教授所说的骗子的被逼无奈。是社会在逼着骗子抬高造假成本，成本投入得多，包装得华丽，骗子就变成了“神仙”。

　　高昂的成本非骗子个人可以承受，于是我们看到，骗子的后面站着成分复杂的利益集团，包括官员、商人、传媒人等都参与到利益链条中来。而那些看似高昂的成本，在骗子的薄利多销和提高单价之中转嫁掉了，仍然是暴利的行当。(廖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