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自民党联合政府“轻量级”首相的村山富市，针对日本在二战期间的行为向亚洲人民发表“反省”和“道歉”的“谈话”。同一天，村山内阁的“重量级”通产大臣桥本龙太郎(后来继任首相)率领10名内阁成员及100余名自民党议员浩浩荡荡地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15年后的8月10日，现任民主党“轻量级”首相菅直人选择在《日韩合并条约》签署100周年的前夕发表谈话，对日本殖民统治期间给韩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和痛苦，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样，在菅直人发表谈话的当天及之前之后，该谈话不仅遭到最大反对党自民党及一部分媒体的猛烈抨击，也惹来民主党内不少的批评和抗议。一部分右翼人士还召开“紧急国民集会”，要求废弃该“谈话”。

　　“村山谈话”对外妙用

　　社会党委员长村山是在率领全党投奔长年劲敌自民党阵营，将社会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产”(包括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和不承认违背和平宪法的自卫队等建党方针)拍卖得一干二净后发表“村山谈话”的。其用意十分清楚，就是借此聊表社会党人“爱好和平精神犹存”及其有别于自民党人之所在。特别是在同年(1995年)6月9日，原本旨在表达“不战”精神的“战后50年国会决议”被修改得不伦不类之后，“村山谈话”似乎多少还能挽回社会党人的颜面。但事实说明，“变节”的第二大党社会党已无法挽回其党势衰微的命运。

　　不过，说也奇怪，尽管“轻量级”首相村山当时发表的谈话并未获得日本保守界人士及其主流媒体的认可，但每当日本与邻国发生“史观摩擦”时，日本当局及其舆论机构总会拿“村山谈话”作为日本已经道歉的挡箭牌。就连那不顾亚洲人民强烈反对、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歌颂军魂的日相小泉纯一郎，也在2005年4月22日万隆会议上念念有词，背诵“村山经”。“只道歉但不赔偿”的“村山谈话”对外之妙用，也许就在这里。

　　殖民统治百年纪念大关

　　“草根”出身的民主党菅首相此刻的处境，虽与当年的村山不尽相同，但也有力图寻求“卖点”的相似之处。

　　菅直人是在鸠山民主党新政破产后接管政权的，原本可以其“草根”为卖点风光一个时期，无奈他沉不住气，试图以其“高支持率”碰一碰老百姓最不爱听的消费税敏感问题，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财源难题，结果落得民主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大败。加之9月民主党党魁选举在即，在党内位处弱势的菅直人及其领导班子不能不制造新话题，重建“草根”首相有别于其他领导者的新形象。特别是今年为日本吞并朝鲜100周年，如果不先发制人，出些花样，也许届时他将在邻国问题上位处被动，大失“外交分”。因为，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围绕着100年前8月22日《日韩合并条约》的签订日和同年29日的生效日，韩国民众已经在酝酿和开展各式各样的抗议和纪念活动。他们不仅要求宣判当年非法签署的《日韩合并条约》无效，还要求日本负起战后责任，对受害者予以赔偿及归还当年通过各种手段从朝鲜半岛夺走的宝贵文物。

　　对于这个今年8月不管谁当政都无法绕开的日本侵朝100周年纪念日，菅内阁决定以“村山谈话”为蓝本，再加上对“韩国人民因违背本意受到殖民统治，民族自尊受到严重伤害”的事实，发表反省和道歉的谈话。

　　不料这个旨在缓解日韩紧张关系的“谈话”还未正式公布，即遭受各方的强烈反对和质疑。先是最大的反对党自民党，后是来自民主党内阁成员和党内不同派系的国会议员。

　　反对派鼓吹“殖民统治有功论”

　　综合各方反对的理由，不外如下几点：一、此乃“谢罪外交”，日本没有必要“重复道歉”。二、战后赔偿问题在1965年签署的《日韩基本条约》及相关的《日韩请求权协定》签署时已“完全且最终解决”，不能再节外生枝。三、“菅谈话”提及日韩合并条约“违背韩国人民本意”，有被解读为该合并条约“无效”之虞，而超越“村山谈话”的范畴。

　　除此之外，一部分一向主张日本“并合”朝鲜半岛合法论的极端保守人士和媒体更乘机抬出国际公法，声称日本当年是根据合法的手续与韩国合并的。日本在道德上没有理由被断定有罪。不但不该存有“罪恶感”，日本还为韩国的近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拓殖大学的一名教授便这样说道：“随着(日韩的)合并，(日本政府)在韩国大量投入了从日本国民那里征收的血税，用来建设铁路、治山治水、进行农业技术指导和导入金融制度等。正是在日本的统治之下，韩国的民生有了飞速的进展，而成为韩国近代化的原动力，有关这方面的事实是无法否定的。”

　　换句话说，与“菅谈话”同时出笼的是“日本统治朝鲜合法论”和“日本殖民统治有功论”。

　　从表面上看，来自党内外的不同声音，特别是反对党自民党领导人及党内一部分人士要求首相发表谈话时“慎重”的呼吁，似乎给菅直人带来了不少压力。但实际上，这些压力和制约正好协助他向韩国“示好”时，得以表示已经尽了最大的能力，而不必有所退让。

　　坚守官方基本方针

　　仔细分析“菅谈话”发表的时间和内容，不难发现如下几个要点：

　　一、“谈话”不选择在8月22日《日韩合并条约》的签署日或8月29日生效日，也不在“村山谈话”发表的8月15日(日本称之为“终战纪念日”，韩国称之为“光复节”)的敏感日期，而提前在不含任何历史意义的8月10日发表。

　　二、“菅谈话”虽提及“违背韩国人民本意进行殖民统治”，但并不否定《日韩合并条约》的“合法性”。

　　三、针对日本政府保管的“朝鲜王室仪轨”等珍贵文物，日方虽表示有意“引渡”(即“移交”)，但不使用“返还”(即“回归”)字眼，与韩国政府及民众之要求有巨大差距。

　　四、内阁秘书长仙谷由人一改较早时略为含糊的口气，强调“菅谈话”是建立在“个人补偿等问题已告了结”的基础上，而令不少担心重燃“赔偿”火苗的日本媒体感到欣慰。

　　五、“谈话”与其说是重视对“过去”的反思，不如说是强调“未来志向”。

　　一句话，“菅谈话”丝毫也未跨越15年前“只道歉、不赔偿”的“村山谈话”的范围。试想，仅仅重弹“村山谈话”的旧调，就能平息或缓和韩国举国上下对日本殖民统治100周年的怒火，这怎能不说是“草根”出身的“轻量级”首相的“外交成果”与智慧？

　　除此之外，菅直人这回单独对韩国国民特别表示反省和歉意，还有特殊的战略意义。在8月10日的记者会上，菅直人便坦率承认其谈话有如下的含义：“在亚洲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刻，本地区要有更加稳定的发展，应以日韩为轴心，再加上美国，形成日美韩三个国家的基轴，这具有极大的意义。”

　　他还强调他与韩国总统李明博已达成如下的共识：“具有民主主义、自由与市场经济共同价值观的邻国之间的合作，对于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将会做出贡献。”

　　在这里，菅直人含蓄地表示他对麻生时代推行的“价值观外交”之认可。

　　战略意义：面对“中国抬头”

　　至于在亚洲以日韩两国或日美韩三国为基轴的战略意义究竟在哪里？假想敌又在何方？发表“谈话”的菅直人虽不明言，以“开明”和“自由派”为标榜的《朝日新闻》则在其相关社论中有如下的说明：

　　“在亚洲，最应该手牵手的国家是日本和韩国。面对着中国的抬头和温暖化、能源等全球化课题，两国有必要进一步携手合作。”

　　此处可圈可点的当然是“中国的抬头”。就连对殖民统治的“道歉谈话”也不忘推行其牵制他国的冷战思维与战略，说“菅谈话”的“和平味”比空洞无物的“村山谈话”还要倒退一步，并不为过。

　　(作者为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