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在去年的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之前，中国政府公布了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指标，并且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但是在今年的上半年，中国单位GDP的能耗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这为中国实现在“十一五”规划当中确定的节能减排目标增加了难度。中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实现有关减排目标？

　　答：你问到了我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前四年，我们单位GDP能耗下降了15.6%，但是我们定的计划是在五年内下降20%左右。今年一季度，单位能耗没有减少，反而有所上升，这是由于我们在经济复苏过程中一些高耗能的产业盲目发展，我们比较早地认识到这个问题，采取了措施。因此，上半年单位能耗水平实现由升转降。但是，实现十一五规划的目标确实有很大的困难。

　　我们已经制定了在今年下半年减少高耗能企业的指标，这其中包括淘汰小火电、小钢铁、小水泥等高耗能企业。我们不惜以降低GDP增速为代价来实现这一目标。当然，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对待这个问题，而不使这项工作流于形式或者弄虚作假。明年3月份，我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交代，而且向全世界作出交代。我现在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但是我相信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所应该做的努力我都会做到。

　　问：中国人口城镇化率不断增长，但伴之的是增长更快的土地城镇化率，通过对农村土地，甚至是耕地的再利用等一系列手段，现在中国城市的人均综合占地面积已经达到了110-130平方米。有人说，这样提高城镇化率的政策是不可持续的，您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答：中国目前城镇化率大约是46%，但是这些年确实出现土地城镇化超过人口城镇化的现象。一些中小城市，甚至一些大城市的发展，忘记了自己的国情，热衷于宽马路、大广场，大量占用农田。许多城市原有的郊区农田、菜地，现在已经没有了，这是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

　　我一直认为中国经济如果出问题，还可能出在农业上。而农业的问题，最重要的可能出在土地上。因此，我们坚守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突破，这不仅维系着十多亿中国人的生存，而且还维系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固然与有些地方领导的观念有关，但根本上是同制度有关。

　　制度当中最重要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农民合法的土地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第二条就是我们现有的财税制度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着“土地财政”的现象。也就是说，多用地可以多增加财政收入。这就造成了一手从农民那里廉价得到土地，另一手又高价卖给开发商。而宽马路、大广场又表现出自己的所谓政绩，这又同官员的考核制度有关。因此，我们必须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

　　问：中国的制造业，承担了劳动就业的主要任务，但是近期劳动力的成本一直上涨，可能会对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力造成影响，中国政府如何看待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竞争力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答：首先，中国相当一部分劳动力成本比较低，需要合理的上涨。今年上半年，有23个省的最低工资增长了接近25%。但是我们必须懂得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目前的主要矛盾还是就业压力。我们有1500万农民工需要进城务工，有2400万常年城市待业人员。因此，就广大就业人员来讲，首先是工作，有了就业才会有工资。因此，工资的增长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幅度，使我们的产业具有竞争力和吸纳就业的能力。

　　第二，我们必须懂得劳动工资的增长要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一致。产品增加值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是工人工资增长的基础。我们要讲清楚这个道理，在社会形成和谐的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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