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称，在这个漫长而又炎热的夏天，德国成功从有关德国在欧洲领导作用的生动辩论中脱身而出。但从今年伊始，对希腊债务危机的反应，德国领导地位的削弱，德国与欧盟的关系趋冷等等话题却并没有退出欧洲的政治舞台。

　　德国对援助希腊表现出极端的不情愿，让它的欧盟领袖角色变得失色不少。许多人批评德国在向欧元区出口中获益，却未能给予其他成员同样获益的机会。法国经济部长克里斯蒂娜就抱怨欧盟内部贸易的不对称性和德国国内需求不足。

　　对此，大多数的德国媒体采取了完全相异的论调。他们不仅支持总理默克尔的政策，并为德国的经济模式辩护，强调称，其他国家存在货币问题，但德国没有。

　　盛夏未过，对于今秋政策的高度预期正在金融市场的压力下骤增，西班牙、葡萄牙甚至法国都在经济衰退中苦苦挣扎中，这迫使欧盟履行真正的政治承诺，以改善目前的治理结构和“经济政府”。

　　其他国家期望德国引领这一进程，但德国所准备做出的选择却展示出巨大的裂痕，现在看来，今秋的方案似乎将与预想的不大相同。其中的原因或许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要的变化体现在经济领域。德国成为经济恢复的典范，第三季度，以年率计算的经济增长率达到3%，成为1990年两德统一后单季的新高。这足以让日耳曼人感到振奋，就像经济部长赖部•吕德勒所说的，“这是德国第二个经济奇迹”。

　　就业和失业数据也颇为让人乐观。今年下半年的失业人数有望维持在3万人以下，达到近10年来的新低。而德国一直赖以成名的出口依旧保持强劲，尤其是汽车行业。有数据显示，著名汽车品牌大众公司仅5月份便售出400万量汽车。

　　这些乐观的数字消除了另一场金融危机可能引发的恐惧，德国人的心情已经处于后经济危机时代，并且他们足以为自己的经济模式感到自豪。

　　第二个原因是政治气候的变化。经济的复苏暂时结束了对默克尔政府任期的猜疑。此前，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自由民主党(自民党)在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地方选举中失利让选民们开始怀疑政府的执政能力，对默克尔的批评声也甚嚣尘上。然而，现在，这样的局面似乎一去不复返。

　　第三个原因是德国的国家野心，或者说他们业已存在认知的清晰化。换句话说，德国似乎已经不再表现出领导欧盟的野心，就像世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德国寻求通过与国际间广泛的联系获取更多的利益。《纽约时报》甚至将德国定义为要成为一个“巨大的瑞士”：为财富而不是为欧洲政治负责。

　　文章称，这种经济复苏和国家定位清晰度的提高证明，德国“单独走出去”的策略表现的更加明显。这让其他一些欧盟国家也面临关键的抉择，而不再仅是一个德国问题。德国人认为他们最终可以独立的处理国际上的问题。

　　这种转变的含义是，德国正将外交政策，包括欧洲政策在内交由贸易政策来取代。对出口的依赖意味着德国人的心思已经飞向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出口地。一位德国的公务员就称，“德国是唯一与中国有着真正贸易利益关系的欧洲国家”。

　　如果德国的经济举措越来越多的越过欧盟的“边境”，那么德国的心脏或许也将远离欧洲。这不是任何反欧洲的意图在作怪，也非狭隘的国家野心。不过是德国需要“走出去”以确保其经济前景。

　　现实中巨大的转型正在上演，冷战中，德国的国家战略出发点从地缘政治转向地缘经济。它的角色众多：处于当时欧洲最敏感的区域，可以引爆东西方的中间点，北约的缓冲区和美国的小伙伴。而现在，它正成为欧盟经济转向的引爆点，或决定欧洲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