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南洋商报》10月15日刊登两篇评论文章，认为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无视设立诺贝尔和平奖的宗旨，在授予刘晓波和平奖的过程中“选择性失聪”，使该奖项沦为西方的政治工具。

该报题为《诺贝尔和平奖为自救出怪招》的评论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是在“有意识地”进行一些“有争议的选择”，试图以此来挽回和平奖的“名誉”，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文章说，去年的和平奖给了正在指挥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而今年的和平奖则给了中国的一名罪犯刘晓波，“在争议中，和平奖确实更受关注了，但距离创立它的宗旨正渐行渐远”。

文章认为，在这一有争议的评奖过程中，评委们犯起了“选择性失聪”的毛病。“当中国方面指出把和平奖授予一名罪犯有违该奖宗旨时，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之视为对其‘施加压力’；可当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等人为中国罪犯争取奖项时，该委员会又洗耳恭听起来。”

 另一篇题为《是非曲直：再谈诺贝尔和平奖》的文章回溯了以往若干次诺贝尔和平奖“荒唐”的评奖结果，认为“选择性失聪”是诺贝尔委员会在和平奖评奖时的痼疾，是西方意识形态下的政治议程使然。“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颁发和平奖并没有完全遵照诺贝尔的遗嘱，而是有政治议程，就是站在西方的立场。”

 文章说，印度民权斗士、圣雄甘地从未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这是因为“甘地领导印度人以非暴力的和平手段抗争、争取国家独立的对象是当时最强大的殖民地宗主国英国”。然而，当达赖喇嘛在1989年获颁此奖时，委员会主席竟说这一决定是“在某种程度上纪念圣雄甘地所作的贡献”。文章说：“这简直是对甘地的侮辱，因为达赖是因涉及1959年的西藏武装叛乱才被迫逃亡。而且当年颁发给达赖，是为了配合西方国家在‘六四’事件之后孤立中国。”

文章还提到，南非的曼德拉被白人政权长期关押，诺贝尔委员会在此期间并没有颁发和平奖给他。直到1993年，他才与释放他的白人政权领袖德克勒克共同获得和平奖，“也就是说，‘受害者’必须与‘加害者’分享和平奖”。

此外，美国在1961年介入越南战争，直到1973年才停火、撤军。美国对越南全境狂轰烂炸，造成300万名越南人死亡，而诺贝尔委员会并未作出让美国停止屠杀越南人的努力。而在美越停火后，诺贝尔和平奖被颁发给双方的首席谈判代表美国的基辛格和越南的黎德寿。黎德寿拒绝了和平奖，因为他不愿与间接造成大量越南平民死伤的基辛格“分享”和平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