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被称为是一场县委核心权力的“自我革命”，是一道基层民主政治改革的深层次命题。
江苏睢宁破题的关键是县委书记自我限权，实际上，在其他两个试点地区，县委书记也均“身先士卒”。
与这场为县委书记“确权勘界”的制度改革相伴生的，是社会各界对试点样本能否复制的现实思考。
本报记者孙乾
试点需要现实政治土壤
据媒体报道，中纪委、中组部于去年3月开始启动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试点工作。江苏省睢宁县、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和河北省成安县三地县(区)被列入改革试点名单。
实际上，一位参与试点工作的官员向记者表示，早在2008年，中央层面已经形成一个推动试点工作的指导大纲。根据指导大纲，上述三个县(区)一直抓紧低调运行试点工作。
根据这位官员的描述，对于这项关乎全国2800多个县(区)甚至中国体制改革命运的试点工作，高层作过多次批示，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包括亲自审订试点工作方案，足以见其重视程度。
而参与试点的3个县级单位分别分布在东部、西部和中部，地缘状况、经济发展、政治生态等存在多层次的差异，覆盖了中国基层政权的多种形态，或正是为了试点后的下一步推广做准备，安排颇具匠心。
因此，在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推进的过程中，如何有效推行，是从中央到各试点县市都在考虑的问题。
在文件中被作为“东部发达地区的试点地区”江苏睢宁，即是在此背景下开始发生巨变。睢宁县纪委书记唐健对记者表示，睢宁在2008年穷困至极时“迎来了三个历史机遇”。
中央层面将睢宁列为试点县，“为我们严管干部提供了尚方宝剑。”唐健称。随后，睢宁县被江苏省列为“重点贫困攻坚帮扶县”，提供政策资金倾斜。紧接着，徐州市出台专门政策，允许和支持睢宁采取不同于其他县(市区)的手段和方式，探索适合睢宁发展的新路子。“说白了就是大胆闯大胆干，干错了有市委市政府埋单。”唐健称。
以睢宁为例，在多方庇护低调运行的2008年，睢宁形成了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与此同时，武侯、成安也在一定程度上摸索出了适合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初步路径，三个试点地区初步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县委体制改革模式。
在具备了雏形后，去年3月，中纪委、中组部将试点三地经验推向全国。
“一把手的革命”成关键
对于县委书记的权力描述，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县委书记堪称“中国权力最大的官”，除了外交、军事和国防，其他权力都具备。
对于改革运行的阻力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教研部教授李习彬一语中的，“改得好不好，推进难不难，关键就在一把手！”
分析睢宁县、武侯区、成安县的探索，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那就是“一把手”的自我限权、主动还权。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从“禁酒令”开始，从关系县级财政收入重要命脉、关乎官员巨大利益的城乡规划、土地利用等重大事项开刀，并邀请党内外、媒体对自己和干部团队开展监督。
原河北成安县县委书记王晓桦也认为，搞权力公开透明不能光是政府搞，党委必须带头，县委书记则首当其冲。他试点改革的一大措施是“通透性办公”，以此避免过度集权而使干部脱离群众，其前提是王晓桦有勇气接受大家的监督。
相较睢宁、成安的强势治吏之举，武侯的试点重在决策权和用人权，选任全过程公开透明，在动议时，区委书记只提方向、不提具体职位，只提人选标准、不提具体人选，只提选拔要求、不提选拔范围。
成功样本可复制性存疑
尝到改革甜头后，如何稳固成果是试点地区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睢宁一名出租车司机称，今年年初，听说王天琦要被调走，有人往省里写信“求情”，希望留住王天琦，他在这封信上签了名。
实际上，不光是睢宁人，成安、武侯等与睢宁一样经历过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的地区，人们都试图尽全力避免人去政息的历史重演。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教研部教授李习彬感叹于三地县(区)委书记的魄力，但同时对睢宁的未来充满隐忧：“睢宁和其他改革地区一样，有着德才兼备且具魄力的个性官员，但仍然依靠县委书记自觉意识，先天决定了难以持续，难免人去政息。”
讨论尚没有答案，第二个问题又扑面而来。
“通过什么途径，能把睢宁精神、睢宁做法在全国2800多个县以及31个省市区都能够搞好？”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徐更生在思考，以睢宁为代表的三地县权改革样本是否具有可复制性？
“试点县的经验有典型性，但有没有复制性，我认为根本还需从制度上解决。”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胡冶岩直截了当阐述了观点。
但是改革的推行者却不以为然。以睢宁为例，将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县考察报告分为《睢宁规矩》《睢宁网事》《睢宁短信》结集出版，力图将试点经验推向全国。
按照部署，参与试点的三地正在对相关工作进行回顾总结。下一阶段或将试点经验在更大范围内推广普及。
“试点地区的一系列改革，恢复了中国共产党的原生态，没有什么玄虚，绝不宏大，全是从民生小事干起。可是得复制精髓，得看推行者愿不愿干！”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徐更生表示。(记者孙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