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认为，西方并不是不想推动和维护自身的价值观，而是不再以同俄罗斯或中国对立为代价来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

　　俄罗斯报纸网1月26日文章原题：不应夸大西方领导人不讲原则的程度(作者俄罗斯中东欧国家历史专家雅罗斯拉夫·希莫夫)

　　西方并不是不想推动和维护自身的价值观，而是不再以同俄罗斯或中国对立为代价来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

　　西方和那些后苏联国家的关系出现的一系列事态使人想到，西方，首先是欧洲政策的实用主义再次战胜了理想主义，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再次战胜了挂在口头上的原则。

　　“爱来了又去，饭总是得吃。”这是永远的政治规则。不应夸大西方领导人不讲原则的程度。

　　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政治利益和原则的复杂关系由来已久。19世纪胆大包天、厚颜无耻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塔列朗与梅特涅是最讲原则的人。前者改变了许多政治制度，却从未出卖法国的利益。后者建立了许多联盟和集团，却一贯信守保守主义和欧洲力量均衡的原则。

　　任何要求都是现实的，关键是在什么时候要拥有能满足这种要求的手段，否则的话只能“宣示立场”：“我不喜欢你们做的事情。”然后一切都取决于对方：他们要么赞成所提出的要求，要么以多少有些粗暴的方式拒绝。

　　国际政治中的制裁通常也起这种“宣示立场”的作用。在制裁中发动制裁的一方极少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可以举许多例子来说明一系列制裁无果而终，从200年前拿破仑想建立大陆封锁线来遏制英国，到美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对古巴禁运都是这样。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即多年以来西方向东方输出价值观之争。在这场争论中，西方取得了重大成功：人权和公民自由的多面性至少在形式上得到全世界的承认，它不仅写入美国、法国等国的宪法，也写入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宪法。可实际上要困难得多。输出社会价值观和实行基于这种价值观的政治制度并非轻而易举，而且还是危险的事情。如果说二战之后德国和日本的民主化取得了成功，那么伊拉克表面上相似的局势远远不那么令人快乐，就更不用说阿富汗局势了。在没有外在因素强烈影响的地方，这种情况出现得更复杂、更缓慢，比如说在土耳其或墨西哥。如果想搞清那些后苏联国家今后的发展方向，就应当看看上述两国的经验。

　　问题不仅在于，西方和东方的文化存在某种不相容，强加于东方的理想租制度也相互分离。至少需要另外一套自己本乡本土的价值观，可是并非每个国家都有这种价值观。

　　问题还在于，人们希望效仿成功的先例，追随对自己和自己的思想很自信的领导人。而这些年西方显然失去了思想和政治上的自信。目前的经济危机也告诉全世界，在部分物质福利方面就连最发达国家也可能出现严重问题。这种最明显的变化凸显于美国的政策中。克林顿时代是美国自信和独霸世界的时代。这一切被戏剧性的不成功所取代，在危机形势下小布什宣布的反恐“十字军远征”没有成功。他推行的民主价值观理想也落了空。在奥巴马领导下，美国似乎陷入沉思。他主要解决国内问题，如果不是特别必要就不加剧小布什遗留下来的外在冲突。

　　西方未必不再相信自己的价值观，因为这没有任何特殊的理由。但它也不再以同中俄等对立为代价来捍卫自己的价值观。

　　颜色革命时代已成过去，也带走了出现新一波民主浪潮和1989年东欧巨变重演的希望。现在，西方领导人以及乌克兰等国少数人所抱的希望显然落空了。总之，西方明确认识到，要和按照不同规则玩游戏的人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