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陶短房

　　更改地名要尊重历史文化传统。昔日因盛产锡矿而以“有锡”命名的江南名城，等锡矿采完不得不改为“无锡”。这种尴尬，过去的已然没办法，今后还是能免则免的好。

　　孔子说过“必也正乎名”，如今愈演愈烈的各地更改地名潮流，其实古已有之。中国古代改地名的目的各不相同，大体有以下几种。

　　改朝换代，图个吉利。像元朝攻占金朝的中都(今北京)后，定都于此，改为大都。明朝改为北平府；战国时楚国攻灭了鲁国，把鲁国国都曲阜改名楚县。这种地名更改是胜利者的游戏，因此改名者总是兴味盎然。

　　领导高兴，赏个美名。比如江西瓷都景德镇，就是北宋真宗赵恒在将该镇瓷器定为御用后一时兴起，用自己年号给改的名(原名昌南镇)。隋炀帝杨广为了体现自己四海升平，认为只有东海、南海、北海三个郡就成了三海升平，硬是在青海湖边上把一个名叫伏俟的旧城堡改名叫西海郡。

　　趋利避害，文字游戏。古代帝王最讲究避讳、天人感应，有时候会为这些今天看来莫名其妙的理由更改地名。比如南京在东吴时叫建业。西晋灭吴，给加了个耳朵，叫建邺。西晋最后一个皇帝叫司马邺，为了避讳这位短命皇帝，建邺只好改叫了好几百年建康。

　　羞辱贬低，让你恶心。有些朝代镇压了地方造反，或者消灭了反抗势力，就会故意给被征服的地方起个别扭名字，让你觉得不自在。宋徽宗镇压了方腊起义，就一口气改掉原来方腊占领的好几个州县的名字，睦州改严州，意思是要严格管教。

　　方腊老家青溪县则改叫淳化县，意思是你这里风俗不够好，要狠狠纠正一下。

　　和今天一样，古代更改地名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成功的例子，比如景德镇，还有原名明州的宁波，因为响亮、好记，大家喜欢，一直叫到今天。南京的几个地名虽然由来各不相同，但大多朗朗上口，以各种不同形式被保留到今天。失败的例子就比较多了，临时升格的“京”、“都”，如今都没什么人记起；那个郑重其事搞出来的西海郡，早成了一片废墟。

　　地名是给人记的，如果不顺口、不好记，或者含义让人觉得不舒服，跟当地人的习惯拧着来，寿命就很难长久。王莽，曾经把全国一大半地名给改掉，有的甚至一年改了八九次，以至于他本人看地方的汇报材料，不知道这材料是哪个地方上报的。朝廷下发各地的文件，要附上“原名某某、今用名某某”之类注释。可想而知，这样的改名除了劳民伤财，还能留下些什么。

　　更改地名要尊重历史文化传统，要与当地的地理特点相吻合，这样的地名才能有生命力。友谊关、丹东等地名的修改就得到普遍认同，而徽州—黄山，荆州—荆沙的反复折腾，就受到很多争议，余波至今未平。

　　还有一些地方在改名中一味追求商业利益，比如“哈利路亚山”，一旦时过境迁，谁知道这怪异的名字是何来历？仁怀改茅台，思茅改普洱，是因为茅台、普洱红极一时，可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一旦潮流过去，今日之荣耀，岂不变成明日之尴尬？昔日因盛产锡矿而以“有锡”命名的江南名城，等锡矿采完不得不改为“无锡”。这种尴尬，过去的已然没办法，今后还是能免则免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