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信念伴我风雨同行
□何水
编者按：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至今，走过了坎坷而光辉的历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纪念建党90周年，本刊特开办专栏“忆往昔峥嵘岁月”，通过记述老党员、老干部在革命斗争年代、和平建设时期的经历、见闻和所知、所感，力求反映一段历史的传奇、一个时期的伟大成就。通过回顾总结，着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激励全县人民更加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文章要求内容真实，叙事清晰，有可读性；做到有话则长、无话即短。今天刊登何水老师《理想信念伴我风雨同行》一文，接下去将陆续刊出，欢迎垂注。
我的一生充满坎坷，因为背叛地主阶级参加革命，被怀疑是混入革命队伍另有企图；因为革命需要“卧底”兰溪伪县长家，而被怀疑接受了不可告人的任务。在那个特殊历史阶段和政治氛围中，因为这两个莫须有的罪名，我于1957年被定为反革命，开除公职，到农村监督劳动，直至1980年。前后23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我遭遇了非人待遇，用“生不如死”四个字来概括也不为过。我也想过自杀，然而，正因为我心胸坦荡，有理想与信念，再加上丈夫的鼓励与安慰终于挺过来了，并在生产劳动中锻炼了意志和体格，逆境中仍利用裁缝手艺和针灸技术，为群众服务，使这段艰难岁月变得更有意义。
我如水滴，一生中既有山涧崖壁的奔突劳顿，也经历了革命洪流的波澜壮阔，既有被险恶风浪肆虐的遭遇，更有被江海容纳足以慰平生的喜悦。正因为有理想信念伴我风雨同行，所以终能勇往直前……
背叛地主阶级，走上革命道路
1928年7月，我出生于一个富裕优越的家庭，自小过着“上学有车送，冷暖不用愁”的生活。由于小学未读完就爆发了抗日战争，我们就在日本侵略者飞机的轰炸声中渐渐长大。当时政府的无能、不抗日，以及社会的丑恶现象唤醒了我们。
上初中，我们学校来了四位东北的老师，他们非但学识渊博，课上得好，还与同学打成一片，告诉我们许多新的知识，使我们开始考虑到中国该往何处去。因为有他们，学校的气氛活跃了许多，到处都可以听到抗日的歌声。然而，不久这四位老师被捕了，说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想，共产党员有什么不好？这恰恰证明官方进行的一系列宣传都是骗人的，我们开始对共产党转变了原有的偏见和不正确看法，而逐渐懂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48年，正值我普师毕业，当时抗日战争虽已取得胜利，但国民党政府却又发动了内战，社会混乱不堪，反动派在各地大批逮捕革命人士，激起了许多热血青年的不满与反抗，纷纷游行示威，大喊反饥饿、反内战，更有许多知识青年到解放区去，寻找革命的道路。就在1949年初，我同一些进步的同学，离开家，奔向解放区——金萧支队(金华与萧山之间的山区)打游击。
在英士大学莫文填的带领下，我们一行从杭州出发到义乌下车，翻山越岭，虽有向导，但游击队居无定点，而且行动十分秘密。我们进山要经过敌人的封锁线。在义乌与浦江交界山区，遇到敌军，当地百姓把我们藏在阁楼上。经过两天一夜几番周折，我们终于找到了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第八大队。
游击队生活虽苦却甜，地下工作虽危险但有希望有意义
我到游击队，看到游击队中一片新气象：官兵平等，人人都精神百倍，生活虽苦但欢笑不断。领导把我们编入政工队，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我们的工作是每到一处就向群众开展政治宣传，为群众演说革命政策，唱革命歌曲，演小型戏剧。我们每晚必须行军，白天演出，又需排练节目、学习，从早到晚没有空闲，更要时时准备迎战敌军的骚扰，生活得十分紧张有序。
说起夜间行军，确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没有把我们难倒。为避开国民党的围剿，部队总是在崇山峻岭中行动，行军时黑灯瞎火，路不好走，人与人相隔必须在五公尺左右，每人背包上都挂着一条白色的毛巾，后面的人就凭借着前面同志背包上白毛巾的白光前进。每天都不免有人在行军中跌倒，然而跌倒又爬起，为了大家的安全，每个人都遵守着纪律，我们每人心中都有一团火，那是燃烧着的革命的火焰。
参加游击中，我曾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填写了志愿书，这是我第一次申请入党。巧的是，第二天就接受了新的任务，离开了游击队，到兰溪做地下工作，把入党的事就搁下了。
到兰溪后，第一件事就是我到桃花坞联络站。那里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同志。对上暗号后，我将藏在棉衣里襟内的小纸条交给她。纸条卷成一支香烟大小，是游击队路北县长季鸿业亲手交给我的。由于联络站是位女同志，由我去联络较为方便，此后，向金萧支队汇报工作，接受指示，领取活动经费都是我去的。联络站的女同志向邻居介绍说我是她的侄女儿，我称她“姑姑”，那也无人怀疑，可惜这位女同志解放不久就因病去世了，我再也没有看到这位“姑姑”。
到伪县长张海蓉家，他家上下都感到惊异，我编了谎话说：师范毕业后，在上海教书，目前时局不稳定才回杭州，在家又觉得无聊，故而跑来看看干妈干爸(因张海蓉曾在我家乡玉山当县长，与我父母相识相交，故从小时起即有这一称呼)，并且想到兰溪找点事做做。张海蓉信以为真，于是我就混入伪县长家，以县长干女儿身份出现在社会上，看起来似乎安全了，但我十分明白，我从此生活在狼窝里，必须时时注意，刻刻当心，不然杀身之祸就会来临。张海蓉因我要求，介绍我到市内电话公司当接线员。
时局日趋紧张，解放军已横渡长江，大军压境，眼看无法坚持，张海蓉遂与国民党九十四军同时撤退。撤退前曾下令烧毁兰江沿岸所有船只，以阻挡金华方向的解放军过江。当我在电话中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夜通知地下组织。第二天反动派动手，我方已做好准备，保住了人民大批财物。
张海蓉临走前对我说：“兰溪城内已有共产党，你要特别当心，待到杭州通车，就回老家去”。他之所谓“兰溪城内有共产党”，据我估计可能是毁船没有成功，也可能是县民团武装逃到城外成为起义军(这也是地下组织所为)，我微微点头应纳。想到我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你还不得而知，心中感到无比舒畅。我为胜利在即而无比高兴。
1949年5月5日晚，我奉命到兰溪南门张克家，帮助张克刻印“告兰溪同胞书”。张克是提前从游击队出来的，我们两人连刻带印，直至拂晓(主要当时油印工具落后)。天一亮，上千份告同胞书与群众见面，稳定了城内群众的情绪。下午，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十二军34师进城了。回忆起来，这一天要算我一生中最高兴、最激动的一天。
金兰汤土匪暴动给我的教育与考验
解放大军进城以后，兰溪开始了军营时期，接着许多山东籍“南下”同志也到了兰溪成立了民主政府，秩序渐渐恢复正常，大军向西南开拨，继续他们解放全中国的任务。
最初我分配在县委当文书，后来就下乡锻炼，在县委工作队进驻重点村下余村工作。农村的剿匪反霸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发动了群众也锻炼了自己。
就在这翻天覆地的阶级斗争中，此间发生了轰动于世的金(金华)兰(兰溪)汤(汤溪)土匪暴动事件。
暴动发生在一九四九的冬季，民主政府征收农业税，匪特利用群众觉悟不高，不理解政府征税这一特点，煽动、组织了这次规模波及金兰汤的暴动。
群众以请求减免农业税的名义汇聚成群说是到县政府去，纷纷涌上公路进城“请愿”去了，我们所有工作队同志一个个被绳子捆着，逼我们到南门溪滩。溪滩上只见人山人海，土匪与群众混杂分不清楚。就有几个汉子向我们左右开弓狠狠地打我们。我顿时觉得头脸发肿、发痛。我袋子里的工作日记也被抢走了。
正在挨打得疼痛难忍之际，忽听得几声枪响，人群骚动了，匪徒们顺着枪声方向去了。我们相互解开了绳子，拔腿就往小山上跑，翻过小山就到一个酒厂旁边，我们顺着排放着的酒坛爬上去，人多爬酒坛碰出声音，打碎酒坛声好似枪声，吓退了后面追来的土匪。我们逃进了一户解放军妈妈的家。老太太为我们煮粥、烧菜，忙活开了，当我吃着香喷喷的米粥时，才意识到我已整整一天连水也没有喝上一滴了。
第二天一早，县政府就有同志来寻找我们并且告诉我们：昨天土匪冲击县政府，县大队的同志开枪打死一个土匪，而那枪声也救了我们。
暴动平息的当天下午，我们又返回工作地点宣传与教育群众。许多群众深感受骗上当，后悔不已。
第二天暴动蔓延到西乡女埠镇，在那里匪徒大开杀戒。我们牺牲了七位同志，其中有一位县委民运部长。
金兰汤暴动实际是反动势力有组织、有计划的一次反攻行动，对我的教育非常深刻。在火热的斗争中，我第二次向党提交了入党申请。但因为我年轻，党认为我应该先在青年团组织内锻炼。沈驹与赵魁两位女同志介绍我加入了青年团。
打成“反革命”，丈夫金品高成为我的精神支柱与生活依靠
一九五二年，我从兰溪调到金华团市委做学生工作，接着就到金华卫生学校任团专职干部兼教政治课。我教的课，学生很爱听，因为除了理论外，我还能讲一些斗争实践。第二年，我又奉命调到金华师范学校任政治教师。事后才知道这原是党的一次清干，许多有历史问题或成分差的干部，都纷纷往学校调了。
一九五四年又将我调到磐安中学任教。在这里，金品高走进了我的生活。一九五六年，我们结婚了。
一九五七年我被错划成“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我被开除后，金品高的日子很不好过，校领导视其为“反革命家属”，并动员他离婚。我十分理解这一切，觉得不能让他遭受屈辱，因此，再三主动向他提出离婚。可是他说：“不，我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我考虑的是如何尽我的力量让你生活得好些，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呀！”我又告诉我校长动员他离婚，为此事他找县委单书记，单书记要他尽力照顾我，并说：“单书记说，党有一天仍会要你的”。党还会要我吗？不管此话是否真出于单书记之口，或是品高为安慰我而编造出来的，我只觉得心中阵阵的温暖。
一九五七年及一九六○年我先后生下一女一男两个孩子。照常理这是合家欢乐的好事，可我忧心忡忡。我这个“反革命”的母亲，将会带给孩子不能读书受教育以及种种不平等的待遇，我狠下心将孩子送给三姐。品高虽然舍不得，为了孩子的前途，他也无话可说了，反过来还安慰我。
文化大革命中，中央常有指示，凡来一句最高指示，我们这些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就要挨斗一次，这是规律。记得有一次，正是星期六，斗完后，无色已晚，从公社到家有七里路，我回家匆匆奔着，突然，路边有人叫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品高，他已接到五里之外了。看到他，我满腔的委屈化成热泪夺眶而出。他拉着我的手说：“你要经得起考验。”其实，有他的理解与支持，我会挺住，这是革命的需要。
由于我的关系，他曾几次拒绝了被学校评为五好教师的机会。有一次，我无意中发现他的书里夹着一张“五好教师登记表”，问其究竟，他说：“学校评上我，这张表给我让我填，我没有填，我不想当先进，我只要兢兢业业地工作就是了。”这是多么高尚的品质啊！
自从我被开除回家，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折磨，一直到平反，无时无刻他都在安慰我，鼓励我，为我奔波。文化大革命中，他多次对我说：“你做地下工作时出生入死都不怕，现在也要挺住。”他的鼓励给了我多大的力量啊！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我奔波，要求平反又是靠他。从第一次提出申请至落实政策、平反昭雪，时间竟达四年之久。曾经多少次，我几乎丧失了信心，而他始终相信党，相信党的政策，也相信我不是反革命。那几年，他把假期、休息时间，都花在这件事上，写申请、打报告，到东阳、赴金华。有时，必要我自己去，我却畏缩犹豫不前，他总做我有力的后盾，像动员战士上战场那样，又讲理论，又鼓士气。
品高的爱好十分广泛，除美术，他能拉二胡、弹月琴，象棋、围棋无不精通，他懂得天文地理，对中外历史也十分熟悉，前任校长王舜华评价说：“像金品高这样的好教师实在难得，他博学多才，而且肯接受任何任务并努力去干。”
一九九八年，他的身体情况日趋下降，肝部发痛，腹泻不止。一九九九年春节过后，病情更恶化(儿子当时已是医生了)，我们把品高送到上海龙华医院，在那里做介入、化疗，只是延长了生命。
当年七月一日全国开始人口普查，他说：“这次普查，我总查在内了。”他有强烈的生的欲望，他还想画很多的画，这么病重，还想着县里的工作，学校的发展，曾有信给县长、校长，提出自己的见解与建议。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二日凌晨0时50分他永远离开了我们。
实现人生夙愿，发挥余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人的一生，真如水一样，要执着追求，涓涓细流终能汇入大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毕生的心愿，从参加革命的那天起我就一心向着党。划成反革命后，入党成了幻想，但我仍下决心，即使不能入党，我也要做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平反以后，我鼓足勇气，向党组织提上了生平第三次入党申请。
经过党组织的不断教育——参加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经各级组织的多次谈话，我于六十五岁那年被批准为预备党员，第二年如期转正。我一生的追求终于在我有生之年实现了，当时感觉就像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那样。记得入党前组织找我谈话，代表党组织的虽然是二位比我小几十岁的同志，然而，我却像孩子找到了母亲，抑制不住激动之情，泣不成声。
入党宣誓是在我县仁川革命烈士墓前举行，烈士墓中埋葬着十位烈士的忠魂，他们是我的同龄人，而他们已为革命献出了青春与生命。同时参加宣誓的许多年轻人他们高举右手宣誓“向老一辈革命者学习，向烈士们学习”的口号，对我震动很大，深深地感到自己责任重大。
我觉得自己虽是老一辈革命者，但却是一名新党员，必须努力发挥余热继续为革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从1995年至今，我负责三棵树阅报栏张贴，每天更换新报，坚持了16年；从1992年至今，我为“希望工程”先后结对资助贫困学生八位，其中二位大学毕业了，一位中专毕业；根据品高的遗愿，建立了金品高书画奖励基金会，以鼓励青年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