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共识”是一个深刻影响过去十几年的世界形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形势演变的重要术语。它几乎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另一种说法。然而，进入新世纪，“华盛顿共识”江河日下，风光不再，甚至几乎垂死。

冷战刚结束前后，以华盛顿为组织总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硬性推出的一套经济改革政策。它一般包括三大内容：“财政紧缩、私有化、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这种政策建议得到美国财政部和华尔街的大力支持，在20世纪80年代末首先在拉丁美洲推广开来。

“华盛顿共识”的原义和后来的引申义略微不同。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是这个术语的始作俑者。为了兜售他的政策建议，威廉姆森对“华盛顿共识”的定义是：“由华盛顿为基地的机构设计给拉丁美洲国家的各种政策建议的最低公分母”，即财政戒律、谨慎的公共开支方向和供给方面的税收改革。威廉姆森之后，“华盛顿共识”更加深入人心，更加具有广泛的意义，一直演变成为国际金融机构与全球金融势力的时髦意识形态，那就是金融大亨乔治·索罗斯所称的“市场原教旨主义”。

拉美国家是“华盛顿共识”的最初试验区。在其中的一些国家，该“共识”曾经取得非凡的成就。然而，拉美国家却积累起成堆的经济、社会问题，导致最近阿根廷和巴西等接近经济崩溃的边缘，社会动荡加剧，接着而来的政局变动都把一些矢志革新的政治人物推上历史旋涡的中心。劳工出身的巴西新总统卢拉一反完全市场化的做法，强调改革、发展的社会方面，其政策明显向广大普通人民的基本需求倾斜。

　　在“华盛顿共识”逐步走入死胡同，一系列批评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的概念，在一系列重要论著与演讲中批评不顾社会不满的市场经济全球化，号召超越“华盛顿共识”。今年在法国举行的“八国集团”会议更是呼吁“负责任的市场经济(全球化)”。

过去几年，许多世界性的“共识”似乎都已经终结。保护世界环境的《京都议定书》由于美国的反对而半死不活；大西洋联盟(“共识”)对未来世界的治理原则发生重大分歧，一个要单极的美国化世界，一个则要多边协调的“全球治理”世界。“华盛顿共识”不过是这些已经死亡和还在垂死的许多“共识”中的一个罢了。>>>点击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