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化身为一辈子的山乡守候

龙进品法官(右)在下乡办案的途中,遇到了他10多年前办理一起案件的当事人、木家湾村彝族妇女李阿柄(2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海宁 摄
没有厨房,家具简陋……在公郎法庭二楼最左边的一个铁门内,是龙进品去年乔迁过来的新家。在此之前,龙进品一家三口蜗居在老法庭三楼楼梯边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那时屋顶浸着雨渍,墙角长着青苔。他8岁的儿子,只能睡在阳台上搭建的小床上。
作为县上为数不多的法律专业人才,18年间,龙进品不乏升迁调动的机会。南涧县法院多次想调他到院机关工作,被他回绝了。“我熟悉这里的情况,百姓也信任我,我能为老百姓做点事情很高兴。”龙进品的理由很简单。
然而,在去留之间,龙进品失去了更多——他错过了条件更好的工作机会,失去了单位福利分房的机会,失去了给儿子创造更好教育环境的机会。
在儿子卧室的三层简易书架上,一摞摞摆满了龙进品的各种荣誉证书和获奖绶带。这些红色的小本本和小丝带,在这个简陋而干净的房间中,显得尤为醒目。
“这些荣誉证书能给你带来什么?你还能够坚守吗?”记者问龙进品。
没有犹豫,龙进品说,自己只是全国基层法庭最普通的一分子,还有更多和自己一样的乡土法官,坚守在各自的阵地上。“一个人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时间长了,就会舍不得这块土地,更舍不得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我的根就在这里。”
龙进品熟识这片土地,他已然根植于这片土地中,血液中流淌着乡土的芬芳。
心房,深情地贴在法的脉搏上

龙进品法官(右)到村里为村民现场调解民事纠纷(2月26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海宁 摄
乡镇法庭的法官注定办不了扬名的“大要案”。更多时候,法官们需要离开法庭,走村串寨,送法下乡。
背着沉甸甸的国徽、拿着红艳艳的条幅,提着审判时支在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前面的铁牌子,2月27日一早,龙进品带着两名工作人员要下乡办案。
驱车来到距离公郎镇3公里处214国道旁的一片田地,大独木村64岁的村民徐兴英状告同村的56岁村民杨光亮侵占0.3亩水田的案子要进行现场勘验。
徐兴英认为杨光亮往自己这一侧移动了大石头的位置,侵占了自己三分农田;杨光亮指着大石头辩驳,这么大这么重的石头,哪里是说挪就能挪呢?
跟随着这两个村民,龙进品在田间走来走去,仔细聆听着双方的争执。公郎法庭的工作人员拿出卷尺丈量地块大小,拿出相机在田间拍照取证。
勘验现场持续了一个小时,双方当事人决定坐下来谈一谈。在山坡上,找到几根还算结实的芦草,龙进品把国徽端正地挂了上去,随行的工作人员杨梅和沈武斌把红色的条幅展开,整齐地挂在国徽的下方。
一个简易的露天巡回法庭形成了。搬来四个石头,摆上牌子,审判员龙进品、书记员杨梅、原告的代理人徐兴昌和被告杨光亮围坐下来。没有“惊堂木”,没有威严的审判席,4个人就围坐在这片田里,开始断案。
18年来,类似在这样的巡回法庭上,龙进品让数千件小纠纷小矛盾就地化解。为使巡回审判取得更好的普法效果,龙进品把每次下乡办案,都看作是一次以案说法的绝好机会。
“其实农村的矛盾纠纷很类似,大多是土地纠纷,相邻权纠纷。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原被告双方的亲属也都会来听审。我就利用审判的机会给大家讲解法律,告诉他们是非对错,再有类似的纠纷,大家就知道如何处理了。”龙进品说,刚开始办案时,他没有经验,认为法官就是坐在法庭上,很威严,“不管行不行,我就判决了”。
后来,龙进品逐渐认识到,这样不行。“你给他一份判决,他看不懂。需要你逐字逐句念完再解释,他或许才能理解。”在此后的巡回审判中,公郎法庭辖区的山山水水,成为龙进品融合法治理论与乡土习惯的“试验田”。他发现,在农村,坐在高堂上的断案方式行不通,效果不好,最好是到田间地头、到当事人家里去聊聊。
于是,龙进品每年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下乡办案,把大量的时间用在消除无形的诉讼中。18年来,他负责主审的1200多件案件无一错案、无一超审限、无一上访缠诉,70%的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所有案件,做到了双方当事人胜败皆服气。
太阳从无量山边升到了正当头,调解持续了两个小时,中午时分原被告双方心平气和地离开了。在这片田地的巡回法庭里,虽然没着法袍,法官们也像普通山民一样,裤管上沾满尘土,可他们的心房,依然贴着法的脉搏,挂在草秆上的国徽,朴实中透着威严。
他的脚步,踏在化解基层矛盾的小路上
龙进品法官(左)到村中为村民调解民事纠纷(2月26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海宁 摄
在公郎法庭一楼的接待室内,翻开卷宗,龙进品电话联系一个案件的双方当事人。
卷宗材料上,原告留了两个手机号码,被告没有留联系方式。龙进品拨打原告的号码,接听者是原告亲戚,说是找不到原告;接着,他打电话给被告所在村的村委会主任,请他帮忙找点人去寻找被告。
经过多次努力,龙进品依然没法联系上原被告。
有电话时尚且如此,没有任何通讯方式的上世纪,他们办案全靠两条腿走下去,送法下乡。18年走坏了多少双黄胶鞋,龙进品说不出个准数。
在群山环抱的凹地上矗立的公郎法庭,辖区包括公郎、小湾东、碧溪三个乡镇,辖区面积540多平方公里,共有449个村民小组和360个自然村。
1994年,龙进品来到公郎法庭之后,当时的交通工具仅为一辆自行车;后来,法庭有了一辆摩托车;再后来,有了一辆北京吉普车。直到去年,法庭才有了一台新轿车。
龙进品说,公郎法庭辖区98%都是山,要通知一个当事人都很困难,每个案子都要亲自跑着去找。很多地方没有路,自行车、摩托车和轿车根本没法通行。现在条件稍好一点,但乡村公路大多路段晴通雨阻,轿车不一定过得去。
在他看来,最靠谱的方式还是走路。就这样,他靠着自己的两条腿,18年间,走遍了辖区内九成以上的村子。
“现在交通便利些了,路比以前好走了,也不太伤鞋了。”龙进品说,很多案子都要到案发地去开庭,有些寨子走路还要走一天。
价值,体现在老百姓竖起的大拇指上
龙进品法官(右)在下乡办案的途中,遇到了他10多年前办理一起案件的当事人、木家湾村彝族妇女李阿柄(2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海宁 摄
端上大叶茶,捧上高粱酒。
听说龙进品来到了村子里,公郎镇板桥村38岁的彝族村民自祁凤迎到了家门口。
两碗自家酿造的红高粱酒,敬给了随同前来的杨梅和沈武斌。“龙法官是回族,不喝酒,就喝上一杯茶水吧”。自祁凤笑呵呵地递上茶水。
公郎法庭辖区内多民族杂居,共有汉、彝、回、白、苗、布朗等14个民族,少数民族占人口总数的68%。少数民族中又以彝族居多,回族次之。
在公郎,如果不熟悉、不理解当地各民族风俗习惯,法官的工作难度就可想而知了。龙进品深受少数民族同胞的喜爱,一方面是因为他是“公道人”,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会少数民族语言,能和少数民族群众打招呼、拉家常。他是全县会用五种少数民族语言办案的法官。
“学点少数民族语言,了解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才能真正为群众解开心里的疙瘩。”于是,在彝族的火塘边,在回族的经堂旁,在白族的院落中,在布朗族的阁楼上……常常可以看到龙进品用民族语言攀谈着、消除纠纷和分歧的一幕。
18年的努力,龙进品逐渐收获了辖区内各民族老百姓的口碑。德高望重的南涧县伊斯兰教协会会长沙云说:“虽然我年纪大,但文化没有小龙高。小龙代表的是文明、是法治,许多事情我都要和他商量。”
彝族汉子李国旺竖起大拇指说:“都说少数民族的工作难做,只有龙庭长‘彝得通,苗得通’,因为他总是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
正是通过一个个公正的判决和一次次耐心的调解,龙进品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彝族群众过火把节,邀请的第一个贵客就是龙进品;白族人家里办喜事,也把他请为座上宾。
龙进品喜欢这种被信任的感觉。
为了方便群众,龙进品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走乡串寨、进村入户,东家劝解、西家调停成了他工作中的常态。渐渐地,他成了调解高手,许多别人化解不了的纠纷,他几句话就能解决问题。
龙进品说,他最乐意看到的是,有了纠纷的百姓,通过自己的调解,化解并消除矛盾,最终握手言和后离开。
信仰,化身为一辈子的山乡守候

龙进品法官(右)在下乡办案的途中,遇到了他10多年前办理一起案件的当事人、木家湾村彝族妇女李阿柄(2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海宁 摄
没有厨房,家具简陋……在公郎法庭二楼最左边的一个铁门内,是龙进品去年乔迁过来的新家。在此之前,龙进品一家三口蜗居在老法庭三楼楼梯边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那时屋顶浸着雨渍,墙角长着青苔。他8岁的儿子,只能睡在阳台上搭建的小床上。
作为县上为数不多的法律专业人才,18年间,龙进品不乏升迁调动的机会。南涧县法院多次想调他到院机关工作,被他回绝了。“我熟悉这里的情况,百姓也信任我,我能为老百姓做点事情很高兴。”龙进品的理由很简单。
然而,在去留之间,龙进品失去了更多——他错过了条件更好的工作机会,失去了单位福利分房的机会,失去了给儿子创造更好教育环境的机会。
在儿子卧室的三层简易书架上,一摞摞摆满了龙进品的各种荣誉证书和获奖绶带。这些红色的小本本和小丝带,在这个简陋而干净的房间中,显得尤为醒目。
“这些荣誉证书能给你带来什么?你还能够坚守吗?”记者问龙进品。
没有犹豫,龙进品说,自己只是全国基层法庭最普通的一分子,还有更多和自己一样的乡土法官,坚守在各自的阵地上。“一个人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时间长了,就会舍不得这块土地,更舍不得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我的根就在这里。”
龙进品熟识这片土地,他已然根植于这片土地中,血液中流淌着乡土的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