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名曾在“德国之声”工作过的华人员工前不久通过互联网发表公开信，以其亲身经历控诉“德国之声”罔顾新闻道德标准，审查排斥华人员工，在内部对华人员工进行思想与政治审查，设置秘密“监督员”，清除“异己”员工，以意识形态和是否批评中国作为采访报道和文章刊用标准。公开信认为，“德国之声”中文部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工具。信中，西方媒体标谤的“民主”和“新闻自由”可略见一斑。因篇幅较长，分两次刊出。点击此处查看公开信（上）

    致“德国之声”广播委员会和德国联邦议院的公开信（下）

    中文部领导并不具备专业素养

    2008年11月19日，台长贝特尔曼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称，“编辑部的领导层必须要有一定的语言基础，还要有自己的价值准则。”

    事实上，2008年12月至2009年12月间担任中文部代理主任的施罗德根本不懂汉语，中文部报道的审批权落到了执行主编戴英和那位幕后的“监督员”手中。2009年12月接任该职的沃尔斯特多夫女士，更是既看不懂也听不懂汉语，更别提评判稿件的质量了。

    由于语言能力不足，中文部的领导无法胜任工作。他们无法为稿件质量把关，于是就实行一种违反新闻从业标准的政策，即“政治正确”原则。甚至还有这样一条原则：如果语吉能力不足，宁可站在异见人士一边以保证道德和意识形态上的安全，也不能单纯按照新闻专业性和中立性所要求的那样去做事。所以，每当出现涉华重要新闻时，德国之声的台长、项目主管和编辑部主任们就会遵循这样一个原则：不做讨论就是最好的讨论。谁要是讨论，就会永无宁日，还有可能被踢出局。每次招聘新员工来替换那些不受欢迎的“闹事者”，德国之声都会解释说“在语言能力方面需要注入新鲜血液”。秉持“诚实正直”之道的老员工当然被划为另类。实际上，记者的职业素质表现在能否对重大事件及内在联系进行尽可能客观准确的报道，而且语法要通顺，文笔要优美。中文部显然有两把衡量语言能力的尺子。一些经常犯语法错误的同事，因为“听话”而高枕无忧。想要证实这一点，只要看看中文网每天发表的文章中有多少处明显的语法错误就够了。很多时候，很严重的文字错误也都被忽略了，根本不予追究。对编辑部的领导而言，如何对待错误取决于是谁犯了错误。领导的亲信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享有特权，他们的文章即使文字上错误百出，也不用担心后果。所谓的“质量为先”和“三人审核”，在实际工作中完全没有达到改进文字质量的初衷。中文部的一些文章，甚至就是直接从网上整段复制下来的。中文部领导对语言把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渎职做法，早就是编辑部内公开的秘密。

这不是价值观的差异，而是专业素质问题

    作为“中国论战”和“张丹红事件”的旁观者，大家可能都很自然地认为事件跟政治取向、人权理念的差异有关。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所有相关记者都认为，中国的未来应立足于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以人权、民主为准则。在诸如对人权影响的看法，以及“批评中国存在破坏人权的行为”等问题上，被解雇的员工与编辑部的新领导层的看法是一致的。

    今后，德国之声中文部还能否像以前一样理智、专业、客观地对中国进行报道，非常值得怀疑。事实证明，试图这样去做的人，不是事前遇到阻挠，就是事后遭到惩处。

    德国之声中文部已经论为一种“御用”的政治工具，由官方资助，受官方委托，热衷于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持与中国政府对立的立场。凡是不能无条件接受这种对立立场的人，就会受到质疑。例如，如果中文部的人像多数德语媒体一样称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为“奸商”，就会被怀疑“亲共”，这仅仅是因为乔治•索罗斯曾经给人权组织捐过钱，并且支持民主政治。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德国之声的领导不是无所作为就是玩忽职守

    作为在德国之声工作过多年的记者，我们对德国之声的畸形发展深感忧虑，一直试图与德国之声的高管们对话，消除他们对中文部的误解。但遗憾的是，德国之声高层没有兴趣倾听我们的想法。他们根本就无视媒体所应具备的监督义务和无党派倾向的中立义务。我们几个人因为坚守独立思考的立场和职业道德规范而受到惩罚。这在一个民主体制的法治国家简直是闻所未闻，令人气愤。我们抵制媒体成为政府的工具，而现在离职的却是我们。

    对于德国之声而言，解雇我们的唯一原因就是“清除异己”。“缩藏开支和结构调整”不过是他们掩盖真相的借口。所谓的“能力不足”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德国之声搬出了“广播自由”来辩称解雇我们是合法的。“广播自由”是用来捍卫媒体报道不受外来影响，只有用这个借口才能更换节目策划人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仅仅是思想上有受外来影响的动机就被德国之声开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