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产业结构的背离。截至2009年底，我国境外投资主要是金融业(占18.7%)和采矿业(占16.5%)，制造业只占5.5%。这说明获取资源和能源供应是我国境外投资的首要目的。这与世界总格局相反，2006至2008年跨境投资总额中，采矿业占12.9%，制造业则占23.5%，是前者的1.8倍。这说明我国对海外资源和能源的依赖程度偏高，而对制造业投资认识不足。

　　资本输出的目的，无非是确保海外资源和市场。而要巩固市场，必须就近投资生产。因此，我们需要特别重视增加对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投资。有人觉得，生产应该放在中国，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劳动力便宜。这个观念需要更新。中国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只是加工厂、装配厂。何况，劳动成本是相对的。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刚好超过美国(占世界比重分别为19.8%和19.4%)。但中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是美国的10倍。换言之，用同样人工，美国可以生产10倍于我国的增加值。因此，我们应该直接到美国、欧洲和日本投资，特别是在替代能源等新兴产业方面，从而大大提升我国的研发和制造水平，扩大海外市场。

　　第三，投资主体的背离。世界跨境直接投资的主体是私人企业，而我国境外投资的主体是国企，2009年境外投资总存量中，来自国企占69.2%，而私企只占1%。同时，来自央企和中央单位占80.2%，来自地方占19.8%。这种模式也应转变。

　　这一切说明，我国境外投资仍处在寻求资源为主、非发达市场为主和国企央企为主的早期阶段。在我国境外投资迅速起飞的关头，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研究和科学解决上述三个问题，并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地方和民营企业海外投资，鼓励对发达国家投资，鼓励对先进制造业投资，从而确保境外投资最大限度地促进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在更高水平上融入全球经济。(中国美国经济学会理事何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