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日益处于世界事务的风口浪尖，面临的发展阻力有提升之势，体现在：第一，与发达国家关系，从“互利共赢”迈向“权力转移”，片面强调共同利益出了问题。中国已成为国际体系的利益攸关方，西方对中国的担心从“体制外的挑战者”，向“体制内的不负责任者”演变，从支持改革开放，向抱怨改革开放的方向转变。中国发展速度超越西方预期，与日欧在经济总量和国际影响力的权力转移已到来，与美国的战略冲撞加速逼近。

　　第二，与新兴国家关系，从“协作性为主”到“竞争性一面”突出，未能追求共同权力出了问题。随着中国发展道路态势与其他新兴国家不断拉开距离，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国家间的矛盾日益集中于发达国家与中国矛盾上，不仅破坏了中国与新兴国家战略合作的基础，而且侵蚀了新兴国家作为中国发展道路的战略保护带作用。在改革国际体系、担负全球责任等方面，中国与新兴国家间的竞争性一面突出，并表现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人民币汇率、资源与话语权竞争等方面。

　　第三，与周边国家关系，从“分享发展机遇”到“对冲发展风险”演变，根本问题出在未能实现共同安全。中国发展道路在给周边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巨大压力。美国利用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担忧，借助领土争端和国际事件，制造中国与周边国家隔阂，以抵消亚洲一体化和中国睦邻政策的积极影响。周边国家借助域外大国平衡中国亚太影响力趋势明显。

　　第四，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从“战略基础”到成为“战略薄弱环节”，传统的共同身份和价值观出了问题。发展中国家普遍对中国发展道路充满期待，从中国发展道路中得益分化严重，加上西方的挑唆和新兴国家的竞争，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抱怨性一面可能增大，中国在对外援助、履行千年发展目标、应对全球性挑战等国际责任方面，面临越来越大压力。

　　上述问题的产生，是和平崛起路径依赖问题长期累积的结果，体现在：一是体系依赖。即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希望借助后发优势、比较优势，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结果陷入了又要负责任、一旦负起责任又被指责“强硬”的尴尬境界。二是文化依赖。欧洲人担心，中国文化是地域性文化，是乡土文化，是内陆文明文化，天下体系不过东亚体系而已，而现在影响是全球性的，因此中国崛起存在知识和权力极为不匹配的问题。这就提醒我们，中国崛起必须是创新崛起，绝对不能躺在孔子的被窝里高喊文化崛起。三是全球化依赖：中国崛起，得益于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分工。然而，当前全球化自身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