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上任伊始就“不经意”提出，中美两个国家应该共同领导世界。而在三年前，布热津斯基就曾提出中美两国共管G2模式，当时让欧洲和日本非常紧张，但中国政府很快表态不感兴趣。从去年开始，美国重新启用冷战时与日本和韩国签订的军事同盟，举行联合军演，以太平洋国家自居，在南海和西太平洋宣示利益，并与印度搞价值同盟，形成对中国的弧形遏制。面对美国的“抢亲”和“逼婚”，中国需要再次认真思考：我是谁和我将走向哪里。

　　冷战结束后，曾经主导世界经济话语权的是一年一度的七国首脑会议(G7)。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和德国前总理施罗德都曾认真考虑拉中国入会，但是日本的反对一语中的：中国和这个富人俱乐部不是价值同盟。另一方面，基辛格阐述的“美国例外论”的宗教本质和价值输出是中国的文化本质无法接受的，中国不想被G2。但是，美国不会放弃，因为它的利益诉求和硬实力一样强大，以结盟或成立某种安全和对话机制控制自己潜在的战略对手不是什么新鲜做法。于是，中国崛起的日程安排被复杂化了。破解美国人在亚洲构筑的地缘防线，摆脱中国在亚洲“进一步退两步”的困境，成了一道外交难题。

　　大国政治中，动态的国家利益只有靠动态调整才能不断化险为夷。功利性的脆弱在于它建立于利益的流沙之上，而非共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无可厚非，但也说明为什么两轮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具体话题多、技术问题多，而战略互信少。中美两国关系从军事互信到政治互信都面临极大的挑战甚至阶段性危机。所谓G2还不如让位给多边的G20，即二十国峰会和不定期年度首脑对话。这是中国现在不是办法的办法，太极推手，攻防自如。我们称之为智慧。

　　然而，从冷战的美苏对峙，到现在所谓的中美两国共管，都是中国所不喜欢的国际格局，原因就在于中国从被边缘化到重返世界中心舞台，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理论构建，始终坚信多边外交和多边主义。在对内体验过俄罗斯式狂飙运动的苦头，对外尝过输出革命带来的被动和孤立的教训之后，对外开放“三十而立”的新中国既不相信独立自主的孤独和自信，不惧怕超级大国霸权，也不迷恋被G2成为世界领袖的幻觉，中国不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