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镜：即便长期观察中国的人也无法了解中国是怎样决策的。很多人都对中国的决策和意图心存疑虑，感到不够透明，这让你感觉意外吗？
傅莹：中国的政治制度产生于它的历史经历，植根于自身的文化，并正在经历持续不断的改革，加强民主决策机制就是改革的内容之一。要确保决策正确，就必须倾听民众的呼声，听取他们的批评。任何政府一旦脱离与群众的联系都难以为继。我们是能够用带有批评性的眼光审视自己的。
目前倒是西方国家政府遇到了问题。我们正密切关注发生在西方的事情，试图去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政府犯错误？为什么政党会做出无法兑现的承诺？为什么政府会寅吃卯粮？是否你们自冷战结束后开始停滞？变得骄傲自满了？
明镜：复杂的民主制度相对于中国而言处于劣势。你们是否会有一种优越感？
傅莹：中国人通常很谦虚，不常用“优越感”这个词。我们尊重你们取得的成就，并向你们学习。你们已经处于后工业化时代，你们遇到的问题有一天也许会在中国出现，我们很想知道你们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看能否从中学习。
明镜：最近中国艺术家艾未未被捕在德国被视为挑衅行为。他在柏林人脉很广，而且他被捕就发生在德国外长韦斯特维勒访华并在北京出席德国启蒙艺术展之后不久，这是否是有意而为？
傅莹：所以我说你们很自负嘛，你们确实太看重自己了。中国为什么要将自己在一个内部事务上的处理与某位欧洲国家外长访华联系在一起呢？我看不到二者之间有任何关联。你所提及的这个案子是一起进入司法调查的案件。我对此不感兴趣。
但我想问的是，你们德国人知道多少中国艺术家、作家、歌星、影星？你们对中国的看法太过狭隘和负面，这也是我们不喜欢和你们讨论人权问题的原因。我们对人权的理解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包括保障人的政治权利、生存权和发展权等。但对你们来说，人权似乎只与一些试图颠覆国家和违反法律的个人有关。从中国与西方打交道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谈人权问题，很多议题经过讨论，得到解决，但是你们不断提出新的议题，直至今日，“人权”已经变成了批评中国的工具，不管中国有多大进步，不管我们为此做了多少努力。
明镜：一个强大的中国是否会因为阿拉伯国家一些政权被推翻而害怕几个激进人士？
傅莹：当前的西亚北非局势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我们也在试图理解引发这些革命的根源。但我并不认为这与中国有什么直接关联，是一些西方分析人士习惯性地把各种各样的问题同中国联系起来。如果你觉得你们的社会足够强大，阿拉伯国家革命不会波及到你们，那你又凭什么认为中国的社会脆弱到会受到影响呢？皮尤研究中心2010年的一项民调显示，超过87%的中国民众认为，中国政府的领导是正确的。在西方国家的民调似乎却不是这样的结果。
明镜：中国一直对西方政要会见达赖喇嘛反应强烈。中国建议其他国家通过对话解决争端，为什么中国自己还不能与他达成一致呢？
傅莹：我们和达赖喇嘛的分歧在于他的政治观点和主张。你如果看看他的具体主张就能了解，他最终追求的是西藏独立。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我很高兴地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西藏，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更好地了解那里人们生活改善的状况。
明镜：遗憾的是，记者进西藏采访仍然受到限制。
傅莹：可能对西方记者的采访意图和动机还存在一些不信任的问题。有些记者对西藏乃至对中国所作的报道，就好像一个人去参加婚礼，不去关心喜庆的场面，只关注角落里的东西并加以详尽报道。尽管他们的有些报道也许是事实，但却是选择性的事实。
明镜：达赖已正式宣布政治退休。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来寻求解决方案吗？
傅莹：这恰恰说明，他一直把自己当作西藏政教合一的主宰。但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西藏正在不断发展和改善。现在要看达赖能否真正放弃自己的政治诉求。
明镜：不仅西藏快速发展, 当西方深陷债务泥潭之际，中国却取得了梦境般的增长，共产主义制度是否最终战胜了资本主义制度？
傅莹：中国不是前苏联。在冷战时期，西方和前苏联都想消灭对方，争得你死我活，那是你们的战略矛盾。中国很早就开始支持两德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