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书明（左）到官渡初中给资助生交生活费。

　　本报记者　刘志强摄

　　【阅读提示】

　　一位并不富裕的水泥厂工人，在过去的25年间，为近300名贫困学生撑起了一个“爱心旅馆”，供他们吃住，资助他们学习、生活，用无私的付出，铺起贫困学子求学的道路，带来最暖人心的大爱和奉献。

　　59岁的郑书明，是重庆黔江区蓬东乡麻田坝水泥厂工人，在过去25年间，其貌不扬、并不富裕的他用自己的全部收入，先后“招揽”了近300名贫困学生到家里吃住，还资助他们学费、生活费，书写了一段动人佳话。

　　从工棚到“爱心旅馆”

　　郑书明第一次让贫困学生到家里吃住，要追溯到1986年。那时，郑书明的一位亲戚要外出打工，让他帮忙照看儿子刘育红。郑书明当时住在水泥厂的工棚里，条件极为简陋，他对亲戚说，只要孩子不嫌弃，就让他过来吧。

　　一次闲聊中，刘育红告诉郑书明，同学黎君家里很困难。郑书明到黎君家里一看，立马心软了。黎君妈妈去世得早，爸爸身体也不好，吃穿都成问题。郑书明心想，自己多少也算是个有工资的人，条件比黎君家强很多，于是他二话不说就把黎君带回工棚一同吃住。

　　刚到工棚时，黎君在大冬天里只穿了一件单衣，解放鞋的后跟都掉了，脸上和脚上全是冻疮，一张脸又红又烂。郑书明看到这些，花了38元给黎君添置了冬衣和新鞋，当时他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10元。“我就是见不得受苦，见了就要管。”

　　在郑书明看来，帮助贫困的孩子，是件积德的好事。郑书明家里兄妹10个，小时候穷得叮当响。该读书时又赶上文化大革命，只读了一年书就下地干活了。可郑书明知道，孩子们不读点书就永远走不出大山，就永远摆脱不了贫困。

　　收留黎君的故事传开后，几位贫困学生又结伴找到郑书明。一见他们，郑书明又心软了，轻轻地说：“你们来吧。”离学校近的孩子就过来吃饭，远的就在工棚里搭铺住下。住的人一多，煮饭和吃饭就得分批，“跟农村办酒席一样”。

　　后来厂里建了新房，考虑到郑书明的情况，多分给他两间。如今，郑书明的三间宿舍里摆了两张简易的木床，还有一张可以撑开当床的沙发。宿舍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爱心旅馆”。

　　“爱心旅馆”最多时收留了20多个孩子，巨大的经济压力面前，郑书明也曾有过“推掉”几个孩子的念头。一次，他对着一位相比家庭条件还算凑合的孩子，忍下心来说：“要不你先回去耍几天？”结果孩子回去几天，又回到工棚来住了。打那以后，就算日子再苦郑书明也没跟孩子们张过口，“实在不行就借钱，发了工资再还”。

　　日夜打拼加班挣钱

　　郑书明并不富裕。十几年来，他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000元左右，仅靠这些远不能解决孩子们的吃住问题。

　　为了多赚钱，郑书明拼命加班，除了在水泥厂做过磅的工作外，还利用晚上到周围的煤矿修秤，“一年下来能赚个1万多块呢！”有时结账，煤矿的老板还会多给他二三十元，“大家知道我是给孩子们挣钱，都乐意多出点”。

　　山高路险，从水泥厂到修秤的地方，近的要走一两个小时，远的得五六个小时。郑书明下班后往往顾不上吃饭，就赶往修秤的煤矿，修好后再徒步返回。有时回到家已近天明，只能睡两个小时。别人问，你怎么有那么多精力？他轻描淡写地笑着回答：“习惯了。”

　　一次，郑书明修好磅秤回家已是晚上10点多钟，走到一处羊肠小道时，几块石头突然从山上滚落下来，最近的一块离他不到1米。他回忆说，当时真担心会被山石击中，掉进下面的溪沟。所幸只是虚惊一场，孩子们听说后，劝他不要再去那么远的地方修秤了，可一个月后，执拗的郑书明又重新上路了。

　　这些年，除了企业改制得到的3万元“巨款”外，郑书明的收入来源又多了一项，就是奖金。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重庆市劳动模范、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郑书明把30多项表彰的证书、奖章等锁到木箱里，把全部奖金都用在了孩子们身上。

　　去年10月，郑书明被评为黔江建区十周年“百名功臣”之一，得到一张价值690元的明星演唱会贵宾票。郑书明心想：“就两个小时坐在那儿，听完就没了，还不如换成钱。”他把票卖了200块钱，“差不多够一个孩子吃一个月了”。

　　他的心里只有孩子

　　不抽烟，不喝酒，不下馆子，不买好衣服，郑书明总是能省则省。他对生活的要求很低，“只要能吃得饱、穿得暖、房子不漏雨，生活就足够了”。现在他的宿舍里，还是只有两张简易的木板床，一套破旧的沙发、两个木箱，电灯还是悬在空中要拉绳开关的那种。郑书明大致算了一下，这些年花在孩子们身上的钱总共有二三十万元，“要是在村里盖一个气派的小楼足够了，但我不需要那些”。

　　曾受过郑书明3年资助的罗雪莲回忆道，由于日夜操劳，郑书明呆在家里的时间并不多，平时基本上是买好了米、菜、油、盐等放在家里，由孩子们自己做饭。“每逢周末时，郑伯伯总会买上一大堆菜和肉给我们吃，但他自己却不怎么吃肉，他总爱说‘我不喜欢吃肉，你们还在长身体，要多吃些’。”

　　放点油，放点盐，炒个白菜，就是郑书明最常吃的菜。经济最紧张时，郑书明曾连吃了两个月红薯和辣椒，到最后落下胃病，现在也未能根治。这些年生病了，郑书明从不去大医院看，只是在村卫生室开药打针，“一针不管用再打一针就好了”。

　　如今，郑书明帮助过的孩子很多都走出了大山，告别了贫困。有些逢年过节时会回来看看郑书明，有些则像断了线的风筝失去了联系。对此，郑书明看得很淡：“只要他们有出息，能对社会有贡献，就足够了。”

　　“人家白求恩一个外国人都到中国来，帮助我们，我们中国人更应该想着怎么帮助自己。”这是罗雪莲印象里郑伯伯最常说的一句话。“他的心里只有我们。”罗雪莲说，以后工作挣钱了，会多做善事。

　　这些年，郑书明年纪大了，再也没法像年轻时那么夜以继日地干活挣钱了。随着国家对贫困家庭学生的扶持力度越来越大，找郑书明帮助的孩子已经不多了，不过，他眼下仍在资助一名官渡初中的孩子，每月给他交300元生活费、100元左右的零花钱。

　　郑书明说，只要身边还有贫困学生，不管是谁家的、归什么部门管，都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帮助他们，“多一些关爱不更好么？”

　　“自愧不如”以后……（记者手记）

　　见到郑书明，很多人会竖起大拇指感慨道：“哎呀，自愧不如。”含义大致有两方面，一是真心敬佩，二是表示自己很难做到。

　　郑书明心中毫无一己私利，竭尽所能帮助素不相识的贫困学生，当然值得敬佩。敬佩之余，我们是否该朝他看齐？

　　领到明星演唱会的贵宾票，郑书明把它卖掉换成钱给孩子们花；买来肉招待孩子们，郑书明却只吃白菜。放到我们自己身上，能做到么？如果不能，原因何在？

　　大概是因为我们个人的欲望太多，总想着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既然自己的欲望沟壑还难以填平，就更难去帮助别人了。有些人忙着到各式餐厅大快朵颐，有些人忙着喂养宠物精心看护，却从未想过同样的钱，对那些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是多大的一笔“巨款”，如果能省下来捐给他们该能派上多大的用场！

　　郑书明是大山里的老党员，没啥文化，也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他只是觉得，自己相比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还算“有些钱”，既然自己能吃饱穿暖，就该帮帮别人。在朴实、善良、简单的郑书明面前，那些为不伸出援手而编织的理由是那样的无力和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