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父亲喜欢自然地理，我从小就对地球科学产生了兴趣。在北京地质学院，我在地质系就读5年。大学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考取了研究生，专攻大地构造。回忆在地质学院近8年的学习和生活，我曾概括为三句话：母校给了我地质学知识，母校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母校给了我接触群众的机会。那段时期同样是难忘的。

　　参加工作以后，我有14年时间是在海拔4000到5000米的极其艰苦的祁连山区和北山沙漠戈壁地区工作。这期间，我一边工作一边接触基层群众，更使我深深懂得了民生的疾苦和稼穑的艰难。我来自人民，我也有苦难的童年，我同情每一个穷人，愿为他们的幸福献出自己的一切。到中央工作后，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用整整10年时间，深入农村、厂矿、科研院所调研。在农村，我白天坐在农民家的炕头上了解情况，晚上开座谈会。我住过乡里、住过粮库，经常在一个县一呆就是一个星期。我几乎走遍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同科学家交朋友、谈心。我认为，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我之所以经常讲穷人的经济学、穷人的政治学和穷人的教育学，就是想让人们懂得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穷人占多数。一个政府、一个社会应该更多地关爱穷人，穷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在中国，不懂得穷人，不懂得农民和城市贫困阶层，也就不会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更不可能树立穷人的教育观。公平的核心是在生存、竞争和发展的机会上人人平等，而不是基于财富或其他特权的平等。一个政府如果忽视民众和民生，就是忽视了根本。而公平和正义是社会的顶梁柱，失去了它，社会这个大厦就会倒塌。“国之命，在人心”，说的就是民心向背决定社会的发展和政权的存亡。政府是穷人最后的希望，民众的贫穷是政府最痛心的事。只有把这些道理真正弄懂，才算真正理解“以人为本”的含义。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必须充分肯定。但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依然存在；一些地方还存在干部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甚至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的现象；收入分配不合理，有的地方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做好经济发展、社会公正、民主法治和干部廉洁这几件大事。这都是人心所向，无论哪个方面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宁。而要做到这一切，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