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战略在美国这样一个拥有强大技术和海军力量但对伤亡数字高度敏感的国家根深蒂固。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富兰克林-罗斯福一开始试图让美国成为英国的军需官。后来，当美国被迫直接参战后，他最初希望把美国在欧洲战场的参与只限于提供空军和

　　海军支持，而俄罗斯人和英国人在陆地上打击德国。战后，乔治·凯南遏制苏联的最初想法也类似：援助遭受战争蹂躏的日本和西欧国家，这样它们自己就能对抗苏联，并巡视周边海域。

　　当美国领导人们手头宽裕，且对美国的军力充满自信时，就完全放弃了海外制衡战略。那种情况发生在1950年，当时杜鲁门政府——不顾凯南的警告——参加了朝鲜战争，签署了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第68号文件，大幅增加了美国的军费开支，为越南战争埋下了伏笔。小布什政府——受到美国在海湾战争、波黑和科索沃胜利的鼓舞——对9-11事件作出的反应也是如此，它没有向美国盟友提供反恐合作，也没有发动空袭，而是出兵攻打了两个穆斯林国家。

　　相比之下，当金钱和恐吓手段耗尽时，海外制衡又卷土重来。在朝鲜战争的创伤之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试图利用美国空军——现在配备了核武器——来威慑苏联，这样美国就不用流血和花钱在地面打击共产主义。理查德·尼克松从越南撤走了美国地面部队，从空中发动了猛烈轰炸，同时向伊朗等国的政府提供了大量武器，希望它们能够遏制苏联，而美国却呆在海面上。

　　现在，在美国显然无法承受的地面反恐战之后，奥巴马作出了类似的举动。海外制衡也有缺陷。它要求放弃美国能通过国家建设来重塑其他社会的想法，同时经常要与同美国面临共同敌人的小国结成伙伴关系——与海湾国家一起对抗伊朗——无论我们的盟友是否是民主国家。

　　海外制衡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减少代价保持影响力的方法，这可能是未来几年的外交政策核心挑战。它也提供了一种区分重要国家利益和非重要国家利益的方法，像防止中国把美国赶出东亚就是重要国家利益，而谁统治阿富汗就是非重要国家利益。鉴于过去10年美国因无法区分这些差别而付出的巨大代价，奥巴马的新原则并不算来得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