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春“用工荒”再度来袭，尤其在机械、轻工业、纺织等浙江传统优势行业中广泛存在。记者采访了解到，如今单靠“涨工资”已不再是农民工的唯一诉求，尤其“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广泛的权益诉求。在此形势倒逼之下，浙江部分企业自发催生出更完善的劳动福利保障制度，自觉提高了企业管理、文化建设等“软实力”的转型升级速度。

　　“给我双倍的工资也不跳槽”

　　自2005年前后浙江局部地区开始出现“用工荒”以来，当地政府、企业曾普遍认为，主要是过低的工资影响了农民工赴浙江打工的热情。“涨工资”一度是各企业解决用工紧缺的唯一法宝。统计显示，近年来，不论是纺织服装业等传统行业，还是电子信息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全行业薪酬福利涨幅普遍在10%-20%，但是招工难，尤其是招技工难问题一直存在。

　　记者近日走访杭州、绍兴、温州、嘉兴、金华等地企业了解到，“涨工钱”已经不是农民工的唯一诉求。在温州乐清市人才市场，一家只有20来个工人的小型电器公司老板黄先生说，往年招工只需要开辆挂着“招工”牌子的拖斗车往人才市场一停，就有人围上来找工作，谈好工资拉上车就走。今年他还这样招人，但围上来的人明显让他不满意。

　　他有些郁闷地告诉记者：“这些人里好些个都是干几天就走的‘老油条’，在我厂里都进出好几回了，要不然就是老的、没技术的。我们看得起的年轻人，出了问工资还问有啥福利。你说一个我小厂子能有啥福利？能按时发工资就是最大福利。结果人家屁股一扭就走人了。”

　　在位于嘉兴海宁的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里，25岁的山东小伙赵彬和26岁的海宁本地人凌国伟都告诉记者，“我们是车间的一线员工，现在一年收入4万多点，但就算有人出双倍工资，我也不会跳槽。”

　　赵彬说，公司提供了30平米的夫妻宿舍，家用电器一应俱全，都免费使用，连水电费也比外面租房的便宜。“这些都是无法具体量化的待遇，再换个双倍工资的工作，就不见得能享受这么好的福利了。”

　　凌国伟说：“我们本地人不在乎公司住宿和伙食，但在乎长远的职业规划。小公司一时半会儿给你钱多，但不稳定，遇到订单少的时期，人都要撂荒。海利得钱不算最多的，但它是上市公司，管理和福利都比较完善，在这里工作，我说出去也有面子，女朋友都好找些。”

　　增加员工“愉悦度” 大小企业皆有可为

　　不少企业家普遍反映，目前浙江企业靠“涨两三百元工资”的手法招工，对农民工吸引力越来越小，受“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对各项劳动权益诉求高涨产生的倒逼效应影响，企业已开始趋于重视内部管理、福利保障体系建设等软环境。

　　浙江万事利集团为了搞好企业文化凝聚人心，光去年春节就花了100多万元搞企业年会。集团总裁李建华说：“我们已经认识到，花在员工身上的钱，再多也不能说是花费，而是投资，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回报。”

　　在调研中，一些中小、小微企业叫苦说，单纯涨工资招不到人，比拼“软环境”又争不过大公司，加之宏观环境也不好，生产订单时有时无，小企业受着“市场不疼、工人不爱”的夹板气。

　　但记者也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可喜现象。在嘉兴海宁、杭州余杭等地，一些中小企业开始将工资结构从过去单纯的“基本＋计件”进行细分，新增了工龄工资、技能工资等项目，对老员工、有技能评级的员工在绩效工资基础上再进行奖励，达到了“开心留人”的效果。

　　如位于余杭的奥坦斯布艺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蒋赟说，公司800多名员工，目前实行工龄工资，多一年工龄工资可以多100多元钱，结果许多老员工节后都按时返厂了。海利得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熊初珍说：“公司实行多种工资制度，使从事同一工作的老员工和新员工最多能相差500多元，大家都能接受，队伍更加稳定”。

　　27岁的浙江磐安人施理斌在义乌华盟电器有限公司当装配测试工人。这家公司一线员工60多人，是一个生产起重机塔机里的控制器的小公司。施理斌一个月工资3000多元，在义乌算中等。“我在华盟是第二年了，初十准时报到的，过年有朋友拉我干活，说多给点工资，但我没去，为什么呢？这里干活心情愉快。”

　　施理斌说，测试室里专门有个台式电脑，大家想听什么歌就可以一天到晚地放，老板来了也没关系，他特别支持员工在轻松的环境里干活；工人有什么想法，困惑，还可以跟老板娘聊，她会想办法帮忙解决。“工作压力大的人容易生病，多赚的钱都拿去买药了，我宁可少赚点、开心点。”

　　华盟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翁正佩说：“企业实力小，但老板心眼不能小。善待员工，企业无论再小都大有可为之处。”

　　企业只有“强内功”才能避免“软淘汰”

　　在不久前召开的浙江民营经济万人大会上，浙江省长夏宝龙说：“我曾到一个困难企业考察，发现他的人头数比产品数还多。老板问我怎么救这个企业，我说要么你赶紧升级，要么迁出浙江，到人力成本低的地方去。”在这次会议上，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还着重强调要“以亩产论英雄”，加快全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步伐。

　　“省里释放的信号很明确，企业靠吃人口红利混日子已经走到头了”，多名参会企业家告诉记者，“今后省里甚至可能会有意识限制底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用工量，企业不转不行了。”

　　海宁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钱海屏、绍兴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局长王新宝等基层干部和一些中小企业家认为，当前浙江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在逐步摆脱家族化管理，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并致力于对实业的扩大投资，形势颇为喜人。

　　他们建议：对于一部分拒不调整经营思路的企业，务工者“用脚投票”本身已对其进行了淘汰，政府不可一味大包大揽帮助招工；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企业家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双培训”力度，一方面帮助企业提升素质，增加员工工作“愉悦度”，另一方面提高工人技能，为浙江蓄力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劳务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