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语

　　生活中总存在一些误解，有些是因信息不对称引起。若是没机会站在对方角度来审视，这种不对称或将形成一堵高墙，而变得固执的双方，会习惯站在离墙远远的地方，指责墙外的世界。而大家不知道，真相应该就在这墙脚下，只要靠近点，你将发现，那堵被认为是无坚不摧的墙，其实是堵篱笆，而那总是透着对面的光亮。

　　有时，一种职业便是那堵篱笆，误解之中，有人会认为，穿着制服的人只是制服的附属品，当自己财产、健康出现问题，习惯性地将这种歇斯底里传递到他们身上。但是，透过篱笆的光孔，你会发现，对方也是如你我一般的普通人，也期待被理解，而这些职业可能就包括警察、医生等。

　　接近那堵篱笆，并努力消除误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为此，本报“走转改”再推系列报道“职业故事”，关注这些易被误解的职业。

　　李建军从警16年，光三等功就累计立了13次，最近还被推举为长沙市唯一的“全国优秀民警候选人”。

　　但他称：“打死也不会让儿子做警察了。”

　　为什么?李建军的回答是：“上帝爱一个人，会让他当民警，磨炼性格，锤炼品质;上帝恨一个人，也会让他当民警，高强度的工作、市民的误解，疲于应对而致心力交瘁。”

　　警察难当，这已成为大多数民警的心声，他们称自己为“弱势群体”。另一方面，又有人觉得“警察一贯强权”。

　　大相径庭的认知冲突，在上海杨佳袭警案后表现得尤其强烈，有网友甚至为杨佳树碑立传。李建军说最初看到网上的“杨佳传”时，他有过“想哭的冲动”。但细细想来，这种不理解的另一方面，体现了公众法律意识正在提高。“法律意识贫乏时，在警察面前，几个不是噤若寒蝉?”李建军憧憬着未来的一天，公众法律意识成熟，种种不理解也会随之烟消云散。

　　初当警察“制服诱惑”后心理有落差

　　1993年，李建军进入湖南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读书。穿上制服的第一天，李建军兴奋地在校园里“转了3圈”。

　　“配着抢、抓坏蛋。”李建军说几乎每一个男孩子的心里都有这种“制服诱惑”，伸张正义、除暴安良，在当时的公众眼中，警察就是一个威风凛凛的职业。

　　大学3年，李建军有时间就泡在图书馆，毕业时，光研究案例的笔记，就是一摞4开纸，厚达十几厘米。

　　1996年，李建军毕业，被分到了长沙市防暴支队特警中队，一干就是5年。正式加入警队不久，李建军第一次对职业的认知跟先前有了落差。

　　特警的职责是反恐、拯救人质。这在中国的国情里，特警的工作就变成了“大部分时间都是锻炼。”枯燥的生活里，李建军削减这种失落的方式就是“更加全身心地锻炼”。

　　几乎每一个民警都经历过这种落差。民警汤波是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民警，2009年中国刑警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前，汤波无数次想过：“一马当先冲在前面，一个擒拿手制住歹徒。”

　　2009年8月4日，汤波来到刑侦支队报到，结果第一天就傻了眼。当天，望城县发生了一起恶性命案。领导安排他到山林里“像个木桩一样的蹲守”，一守就是个通宵，“饭都没得吃、水也没得喝，脑壳上被蚊子叮了无数个坨”。

　　调整不及时，“制服诱惑”后的心理落差，会让一些新民警的心理状态从雄心勃勃顿时降到冰点，甚至开始有离开这个岗位的冲动。

　　胡飞(化名)从湖南某警校毕业后就成为了长沙县某派出所的民警，由于刚参加工作不久，就接到不少出警任务，胡飞经常跟同事抱怨“不该报考警校”。

　　去年3月，胡飞在接待市民刘某的报警时，与刘某发生了争执。刘某随后向长沙县公安局领导写了一封投诉信。之后，胡飞受到了派出所领导的责问，并受到了禁闭一周的处罚。胡飞因此产生了焦虑情绪，之后上班无精打采，几次提出辞职要求。

　　长沙公安民警健康心理服务中心调查发现，一线民警心理健康问题尤为突出：刑警、交警、治安警及社区民警等心理健康水平低于机关民警，25岁至35岁之间的民警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其他年龄段的民警。

　　到了基层加班是常态，动力来自对制服的尊重

　　4月23日，星期一。早上7点30分，李建军接到所里来的电话：“上海城的那个爹爹又来了!”从特警到刑侦民警，现在的李建军已是雨花亭派出所的副所长，主管刑侦。

　　5个小时前，李建军刚从所里回家。前一天本是礼拜天，但李建军没有休息，布控、蹲点“抓了个入室盗窃”，一直忙到凌晨2点。

　　这样的工作日程已成为常态，半年来，他还没休过节假日，“每天很早出去，很晚才回甚至不回。”4月23日前的那个礼拜，他几乎每天都在7点半左右就要赶到所里。

　　当然“陀螺一般转动”不只有李建军。雨花亭派出所共有66人，一年的报警量却相当于望城区一年报警量。他不止一次听到下面兄弟抱怨：“领导，求求你别打我电话，打电话肯定就是要加班。”

　　李建军说，自己曾认真思考过“为什么手上的事总是做不完”，其中一个答案是，国家经济腾飞，伴随利益重新分配，一些人就想铤而走险，导致刑事案件居高不下。

　　2001年，李建军转到雨花区洞井派出所当刑侦民警。第一个案子，就遭遇了空前的压力。当时南站流窜着一伙窃贼，专门打破车窗，盗窃车内财物。雨花区一位政协委员成为一名受害者，“政协会议上，对公安工作提出质疑。”

　　刚刚接触刑侦的李建军受命侦破此案，此时，妻子刚刚分娩。李建军根本没有时间照顾还在坐月子的妻子，直到案破之后，才想起来，每天送给妻子的饭菜都是从派出所食堂端去的。

　　事情繁琐、事务繁忙，几乎是每一个民警尤其是一线民警的普遍感觉。李建军说，中国1位民警的工作量是美国20位民警的工作量。高强度的工作往往会让人产生烦躁情绪，“到我们所里一个月，脾气再好的人也会转变性格。”李建军说，自己的情绪发泄对象通常是妻子，而他同时又是所里民警的发泄对象，他们不高兴时就冲着李建军揶揄：“我们境界没你高，我们又不是全国优秀民警。”李建军只能笑笑。

　　汤波说，从警3年，至今仍觉非常委屈，“加班加点，没日没夜，喊声案子来了，要你什么时候出发，一分钟也不敢耽误。”毕业后，汤波谈了两次恋爱，前女友就是嫌他没时间陪，吹了。

　　想不通的时候，汤波说就会想起队里的老同志，“四五十岁了，领导要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图什么?提拔?几乎不可能，几十岁了，还有什么空间，动力还不是来自对这身制服的尊重。”

　　民警有话从敬畏到挑刺，说明法律意识在提高

　　最让各位警察有挫折感的还是来自公众的不理解，这种现象在派出所民警里尤其突出。

　　前不久，一个河南来的杂技团在雨花亭辖区内的马路上表演节目，近两百名市民围着观看。影响交通，还有隐患，雨花亭派出所民警打算让他们腾个地方。结果，杂技团的人还没发话，看节目的市民不答应了。

　　一个看戏正入迷的男子指着所里一民警骂：“不就是没有孝敬你们唦!有种去抓贼，在这里逞什么能咯!”被骂的民警脸都“涨成了猪肝色”，李建军眼看不对，一把把民警拖到一边，“好话说尽一箩筐。”当然，最后的结果，杂技团还是撤了。

　　出警迟一点被骂、调解矛盾没达到一方预期的效果被骂，甚至一些不合理诉求没有满足，一些人也会冲民警发火。

　　洞井派出所民警皮若谷有次接到一个强奸案受害人的报警，“打电话时，犯罪嫌疑人都跑了。”受害者怪皮若谷出警太慢，指着他的鼻子，把他上一代人都“问候一遍”。

　　“我们也是爹妈生的，我们还穿着制服，对于这样的侮辱，怎么办?骂回去，制服都会脱掉。”李建军说，民警在处理此类问题时，一定要在执法细节上追求精致，比如调解双方矛盾时，切不可接一方的烟;遇到扯不清的麻纱，还要耐心听。

　　对于这种从执法细节上规避矛盾，雨花公安分局局长谭应林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一个老太太被诈骗了钱财后报警，民警到达现场后，耐心听她讲完，然后做了个总结：“娭毑啊!这就是杀猪呢(长沙方言，意思为诈骗)。”娭毑一听，脸都白了：“么子啊?我几十岁哒，你说我是猪啊!算哒，我不报警了，我今天就要找你们领导，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于是，娭毑一路投诉，从派出所直到公安局。

　　在李建军看来，公众对警察从以前的敬畏到如今的挑刺，实际上体现了民众的法律意识正在一步步提高，“如果说公众的法律意识呈斜线上升，对民警的态度就会成U字型。等到公众法律意识再浓点，应该就更理解我们这个职业。”李建军把每一次出警当成一次法律的普及。(潇湘晨报龚柏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