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在哈医大二院泌尿外科的手术室里，上演着一场母亲捐肾救女的生死救援。

　　这是一场全家人都投入的“战斗”，弟弟、弟媳、表姨……都在为李淑杰、马艳波这对母女祈祷。

　　12点10分，母亲李淑杰先下了手术台，被送进观察室，医生说母亲的肾摘除手术很成功；下午2点15分，又传来喜讯，女儿马艳波的肾移植手术也很成功。主治医生祝青国教授表示，如果顺利，母亲最快8天后出院，女儿马艳波14天后也可出院。

　　“好了，会好的！”看着紧紧相拥的一家人，听着他们互相鼓励的话语，浓浓亲情包围着记者，让记者不禁想起手术前一天，采访他们一家人的情景。

　　女儿期盼早日痊愈打工挣钱报答妈

　　“这两年钱花得太多了，我要努力赚回来，让我妈过上好日子。”

　　马艳波，31岁，巴彦县人；母亲李淑杰，52岁。马艳波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都已成家。大弟弟在家务农，二弟弟和弟媳在天津打工。

　　一件白色羽绒服，一身粉色套装，个子高挑，扎着一个马尾辫，如果不是胳膊上那埋着针头的伤口，记者很难将眼前的这个美丽、自信的女人同“尿毒症”三个字联系在一起。病床上，坐着她的母亲李淑杰。记者问她要上手术台了，紧不紧张，她乐呵呵地说：“不紧张，只要我姑娘不再遭罪，病见亮了，我啥都不怕。”

　　面对记者的采访，马艳波不愿多说，“命运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既然我得了这个病，我就得面对现实。高兴也是一天，难过也是一天，为什么我不高高兴兴地度过每一天呢？上天对我挺好的，让我拥有了我最爱的亲人们，让我的家充满了爱。”

　　对于今后的打算，马艳波说，她就想赶紧痊愈，出去挣钱，“这两年钱花得太多了，我要努力赚回来，让我妈过上好日子。”

　　两年前全身浮肿靠透析维持生命

　　“听说是尿毒症，全家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感觉这天都是黑的。”

　　母亲李淑杰告诉记者，2011年1月6日，女儿从北京回家探亲，刚进屋，她就发现女儿全身浮肿，精神状态极差。“去医院一查，说是尿毒症，我们都不敢相信啊，赶快来哈医大二院检查，再次确诊是尿毒症。那段时间，我们全家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感觉这天都是黑的。”后来，女儿在哈尔滨做了二次腹透手术，又在北京做了一次。半年内连做3次手术，这对于一般人来说，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也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每周3次透析成为了马艳波生活中的一部分。每次透析都是她一个人去，一个人回，“我姐就是这么一个独立的人，只要能自己办的事绝不麻烦别人。”马艳波的二弟弟说。他还告诉记者，作为家中的老大，大姐默默地为这个家做着贡献。“我姐16岁就出外打工，从事服装方面的工作，每个月挣的钱自己不舍得花，大部分寄回家贴补家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一家人的花销基本上都是我姐打工赚的钱。现在想想，我姐这病就是累出来的，天天在外奔波，睡的床都是凉的，能不得肾病吗？有了病也不注意，挺挺就过去了，她心里想的全是如何为这个家多挣点钱，让我们的生活好一些，才延误了病情。”二弟媳认真地说。

　　全家人都要捐肾

　　只有母亲配型成功

　　“我是当妈的，就是这命交待在手术台上，只要能救活我姑娘，我也愿意。”

　　两年来，马艳波全靠透析维持生命，一次500元，1周3次，一个月光透析就得6000元钱，再加上口服药，马艳波的治疗费将近20万元，更别说换肾手术的费用了。虽然马艳波加入了新农合，能报销40%，但对于这个靠20多亩地够维持生计的一家人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为了凑钱给女儿治病，母亲李淑杰四处向亲戚朋友借钱，向银行贷款，可还是远远不够。

　　“我知道治疗我闺女的这个病，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换肾，可肾源太难找，再说得花很多钱，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根本负担不起。后来，我们全家人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做了配型、影像、生化等3大项、共计二三十个小项的检查，就连没有血缘关系的她二弟媳也做了，希望能有一线生机救她大姑姐，但1个星期后医生告诉我们，只有我的各项指标符合捐献条件。我当时就一个想法，只要能救我姑娘，就是要我的命去换她的命，我也干。”提起捐肾，母亲李淑杰动情地说。

　　2012年8月份的一天晚上，当马艳波得知母亲要捐肾给自己时，一向坚强、甚至被病痛折磨时也从未掉过眼泪的马艳波哭了，“她一个劲儿地哭，她长这么大，我从没见她掉过这么多眼泪。我知道她是不忍心看我都这个年龄了，还遭这个罪。”李淑杰说。

　　记者攥紧拳头，不忍地问：“阿姨，如果手术中出现意外怎么办？你想过吗？”

　　李淑杰坚定地说：“孩子，我是当妈的，就是这命交待在手术台上，只要能救活我姑娘，我也愿意。”(见习记者宋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