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克里即将访华。这是克里就任国务卿后的首次中国之行，是中美两国各自完成政府换届和人事调整后的一次重要的高层面对面接触，对于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和两国在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中方在与美方打交道的过程中，主动设置议题的意识和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反映出中国在中美关系当中的权重不断提升，以及美国在诸多全球和地区问题上对华协调合作需求的明显上升。对于克里此访，中方同样要拿出高超的议题设置和引导能力，确保取得最符合中方利益和中美共同利益的积极成果。

　　克里此访双方需深入沟通的核心议题应当有三个。

　　首先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问题。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已作为奥巴马首任两国高层战略共识确定下来，也是上届中国中央领导集体留下的重要外交财富。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和奥巴马新内阁成员已多次表明致力于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态度，现在要做的是赋予这项共识以扎实、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内涵，确保双方都能认真落实，而不是简单重申、流于空谈，或者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

　　第二是美方能否尊重中方核心利益的问题。这在去年9月克林顿国务卿访华期间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首要问题，中方关切并未得到有效解答。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美国要继续拉偏手帮日本维持所谓“实际管辖权”吗？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会借深入调整亚太战略挑起更大风浪吗？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对在政治安全领域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持何态度？这些问题都关乎中美战略互信的根本，美方应向中方做出诚心的交代。

　　第三是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问题。半岛危机作为当前世界上最具危险性、爆炸性的热点问题，是摆在中美面前的共同挑战。中美对朝鲜和半岛未来格局各有打算，战略意图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但对半岛无核化和东北亚基本和平稳定的需求是相通的。美方带着私心处理朝核问题，对半岛紧张局势螺旋升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美方理应停止对朝鲜的不必要刺激，放下架子同朝方谈起来。中方同时对美国在东亚借势推进反导系统建设、大搞地区军备扩张有严重关切。

　　美国不应指望拉着中国一起整治朝鲜，更不应幻想通过克里此访对外释放什么“中美共同安排朝鲜后事”的信号。

　　除了上述三个核心议题外，中美双方需要利用此访进行沟通的重要问题还有很多，比较紧迫的可能包括中美对话机制安排、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网络安全、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和进入美国市场的差别待遇、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中东能源安全等问题。

　　中美高层之间已建立起密切、顺畅的对话沟通管道，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战略安全对话等机制有力保障了过去四年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但这些机制的设置带有明显的奥巴马首任人事烙印，且议题有所重叠，应否进行优化调整是中美双方需尽快明确的问题。

　　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在奥巴马首任给中美关系造成伤害，动摇了中美战略互信的基础。奥巴马第二任期会不会继续推行这一调整并在多大程度上针对中国，在中国国内备受关注。克里在就任国务卿之初已显示对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谨慎态度，这虽绝不等于放弃调整，但至少为中美在有关问题上坦诚交流提供了空间。

　　网络安全问题在中美关系当中已属战略性问题，而不仅仅限于技术性问题。美方不断纠缠所谓“来自中国的网络威胁”，自有其“严重关切”，但这是要在网络空间里挑起还是避免中美“冷战”，对中方来说是个大大的疑问。

　　以防扩散和制裁伊朗、朝鲜等为借口，美国已在对珠海振戎、新时代科技、华中数控等中国企业进行制裁。中方坚决反对美国援引其国内法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一直在要求美方取消有关决定。中美双方有责任共同阻止制裁名单的继续扩大，以免对中美关系正常发展构成大的干扰。

　　中方关切的美国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给予赴美投资的中国企业公平待遇问题是老生常谈了，什么时候能谈出积极进展，让中方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对中美关系和两国经贸合作的长远健康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

　　当然，克里此次访华也是一次“结识之旅”，是两国新外长的首次面对面交流。克里富有同中国打交道的经验，长期以来也十分关注中国和中美关系的发展，在中方眼里是个合格、老道的对话人、聆听者，但他仍需要在新岗位上尽快找到在新形势下代表美国处理中美关系的感觉。中美是老对手、老朋友了，对对方处理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的基本路数都已心知肚明，相信不会在“结识”上花费太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