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忠生，今年78岁，东阳人。1962年7月，响应党的“精兵简政”号召，从金华卫生学校人体解剖学教师的岗位上，下放到东阳县安文医院(磐安县人民医院前身)任外科医生，1984年任磐安人民医院第一任院长，在他的带领下创建了今天磐安人民医院的雏形，1990年7月调到卫生局工作，1997年退休，在磐安工作36年。
秘密调动
1960年至1963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郭忠生来安文乘的汽车是烧木炭的，从东阳到安文走走停停，许多上坡路段都是人下来推着汽车走，东阳到安文45公里路整整走了4个多小时。到医院上班不到一个星期的一天上午，县卫生科(局)通知郭忠生火速过去一趟，说有急事要商议，电话里不便透露。放下电话，郭忠生便急忙出发，到东阳已是晚饭时间。晚上见到卫生科(局)科长，科长对他说：“近期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们要保卫社会主义政权，进行反击乃至解放台湾，我们浙江省是前线，要做好打仗的准备，省委决定，我们地方上要组织医疗队支援前线，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研究决定你和另外两位医生后天马上去省卫生厅报到参加医疗队……对此，你有什么意见？”听了之后，郭忠生首先感到一震，然后思考了一下，平静地说：“我是共产党员，坚决服从党的需要，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义务，但我是独子，为了不使父母、妻子担心，请给我保守秘密，以送我去杭州学习的名义告诉家中，我们的口径要统一。”科长当即同意并说由他转告院长。第二天回到医院，整理好所有的“家当”交院长保管，一旦“光荣”了，请院长转交家里。第三天便背上铺盖到东阳和另外两位医生一道赴杭州。郭忠生被编入第六救护队，在浙江卫生干校待命，同时学习野战外科和军训。两个月后，蒋介石停止了“光复”计划，于是郭忠生又回到了医院。
同甘共苦
1964年下半年，东阳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金华地区组建以陶健同志为团长的社教分团，带领由各县组建的工作队进驻东阳县各个公社，开展社教运动。省卫生厅组织七支医疗队分派到东阳的7个公社为运动服务，其中一支由东阳县为主，抽调义乌县、武义县共21名医务人员组成，郭忠生被任命为队长，于同年9月由分团部派到仁川公社。医疗队分住在老百姓家中，队部设在四面通风的被废弃的水电站里，艰难地开展工作。白天巡回医疗，晚上和工作队队员一起到农民家中访贫问苦，忆苦思甜，有一个月时间在农民家中同吃同住同劳动。在那个年代能吃饱就很满足了，生活是很艰苦的。
郭忠生介绍，在1966年前后，医院的外科基础非常薄弱，设备差，人员配备不全，做一个阑尾、疝气手术都存在着困难。当时，这里的群众信中医而不信西医，连西医打针也不愿意，更不用谈开刀了。外科病人来医院需要手术治疗的，不是病人求医生，而是医生求病人，千言万语、苦口婆心地动员，征得同意后才开始动手术。当时外科只有两个医生，手术时一起上台，手术后24小时轮流值班管理，没有星期天，也不分昼夜。上午手术一直到下午，中饭与晚饭两餐并一餐，晚上通宵达旦，第二天继续上班是常事。有的危重病人抢救需要24小时在病房、在床边，连吃饭也顾不上。每天晚上睡觉也是提心吊胆的，因为随时可能有急诊病人来求诊。由于人员极缺和设施落后，动手术时所有的设备都要自己整理，手术后自己清洗，有时动完手术残留在地上的污物都要自己清理。在手术前的3轮3分钟洗手，从来没有热水，零下4-5°C的大冬天也是照样洗冷水。郭忠生感慨地说：“不是不能烧热水啊，就一个厨房，一个人管着大家吃饭和杂七杂八的事情，他也忙啊。烧水要时间吧，你不能说‘这个病人你等等，等水烧好了，我们医生洗手消完毒，再给你动手术吧’。”
临危受命
1983年11月，磐安复县，县人民医院院长一职暂空缺，郭忠生由于在医院做外科医生时间长，并有足够的威望，他成了县委、卫生局各级领导心中首要人选。当时的郭忠生正在县卫生局医政科工作，虽然医政科只有一个人，自己既是科长又是员工，但比起在医院当外科医生要轻松多了。并且，在那个年代，医院里所有岗位的待遇是一样的，只有工资，没有奖金及其他福利，从院长到护士、杂工，不论工作性质及艰苦程度，都是一样的待遇，所以，当领导其实是没多少人愿意干的。在1984年6月，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卫生局长等领导轮番前来做郭忠生的思想工作：“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是最艰苦的时期，但是我们要勒紧裤腰带，艰苦奋斗。”最终，郭忠生出任磐安县人民医院第一任院长。但是郭忠生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医院管理我全权负责，上级领导不要过多干涉我的工作；第二，我要对医院重新组建班子，建立新的指挥体系，因为之前的体系比较杂乱。领导们当即答应了郭忠生的要求。
重新组建班子首先要建立指挥系统，也就是找到合适的中层干部。那个年代干部可不是那么好当的，首先要有工作能力，再就是要品质好，有一颗“为党为人民服务的心”。接下来，郭忠生四处奔走，千方百计做思想工作，配好配齐了科主任、护士长等岗位。当时医院的制度也是比较杂乱，没有系统的制度，急需建立起的制度有：挂号收费制度、急诊制度、考勤制度、奖惩制度……到1984年底，医院组建各项工作基本完成。
“讨饭”院长
复县初期，医院的人员和基础设施非常薄弱，整个县人民医院的规模是：56张床位，年门诊人次4万多人次，住院2万多，而人员只有76人，卫生技术人员64人，非卫生技术人员(包括打扫卫生、厨房、会计、电工)12人，医疗用房加上生活用房不到4000平方米。正式的门诊楼、食堂都没有，医生都分住在群众家里，房子没有，人员缺少，医院在银行的账户存款只有760多元，另外还欠医药公司和工程款2000余元，真是一穷二白。由于刚刚复县，财政正是紧张的时候，郭忠生准备向县里求助的想法也当即打消了。
没钱没人没物，但是食堂、门诊楼及医院的一切运作还得正常进行，这可是个大难题。所谓“兵来将挡”，郭忠生使出了各种办法，医药公司的药来了，该要多少，还得拿多少，钱没有，打欠条；建筑公司来建房子，钱还是没有，分期付款。虽然是长期欠债和分期付款，但对于当时的医院情况来说也是一个大得惊人的数目。这时候郭忠生充分利用“新建县”和“贫困县”两块牌子，向省卫生厅求助。
在6年的任期中，郭忠生一次又一次地奔走在省卫生厅与磐安人民医院之间，先后建造了食堂、门诊楼、放射楼、一幢职工宿舍和住院楼的一部分。这些资金基本上是郭忠生从省里“讨”来的。另外还“讨”来了许多医疗设备，大部分是他亲自去购置，用救护车运回来。郭忠生回忆说：“那时候什么都没有，我打着‘新建县、贫困县’的旗号到省里去讨钱讨物，艰苦啊。不像现在有小车接送，医院就一个救护车，一般情况我也不能挪作它用。我到杭州乘的是公交车，住两元钱一晚的最低级的旅店，每次带去的土特产(粉干、毛栗、茶油、火腿等)都是我自己肩挑背扛，哪里像个院长，省卫生厅的人看我就是一个农民，还被有些同志称作‘讨饭’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