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1月7日电(记者崔峰　赵仁伟　任沁沁)它们分布于中国东南西北不同区域，却有着共同的身份“国家级新区”；它们肩负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探路”的使命，大胆突破，积极创新，释放着巨大的改革红利和发展能量。

　　它们是上海浦东、天津滨海、重庆两江、浙江舟山、甘肃兰州、广州南沙。

　　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先行先试区始终发挥着率先改革、示范、引领的重要作用。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五大经济特区，到后来的沿海开放城市，无不在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中“功勋卓著”。

　　而今，肩负着先行先试“国家使命”的六大新区，大力推进以提高政府效能为主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施以金融创新带动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改善民生为主的社会建设，引领中国未来改革方向。

　　今年9月底，滨海新区宣布撤销塘沽、汉沽、大港三区工委和管委会，由新区区委、区政府统一领导街镇。滨海新区行政管理体制从此减少一个层级，更加精简、扁平。

　　对于全面深化改革而言，政府改革往往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义。只有将行政体制改革作为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建立政府围着市场、企业转的服务型高效运行机制，新区作为改革开放、转型升级的“新发动机”才能充分发力。

　　浦东新区就是1992年在整合几个区县行政区划基础上成立，2009年将南汇区划入后，浦东发展明显提速。2006年成立的滨海新区则整合了塘沽、大港、汉沽三个行政区。

　　“这种突破行政区划的措施，使得土地、政策、资金、竞争等诸多掣肘可统一协调解决，提高了决策效率和资源集中度，为新区发展释放出巨大空间。”长期跟踪研究国家级新区的甘肃省委党校教授李含琳认为。

　　比区划调整更重要的是职能转变和效能提速。各新区按照精简高效原则，普遍建立扁平化行政运行体系。

　　舟山新区强化政府职能转变，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市委、市政府工作部门整合精简25%以上，两区、两县部门则精简30%左右。

　　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打造区域经济“升级版”是国家级新区的重要使命。六大新区尽管区位不同、基础不一、定位各有侧重，但都在产业布局、金融服务、参与全球产业链等方面积极探索，着力破除束缚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经济改革激发巨大活力，使得各新区逐步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极”。

　　不论是东南沿海的滨海、南沙、舟山，还是地处内陆的两江、兰州，几大新区在发展战略上高起点定位，产业布局上注重优势聚集，着力发展高端产业。

　　比如浦东新区的金融服务业、港口航运业，滨海新区的电子信息、航空航天，舟山新区的船舶修造业、水产加工业，两江新区的汽车制造、生物制药等，都已形成鲜明的特色和优势。今年9月，中国首个自贸区落户浦东，为新区发展插上了新的翅膀。

　　通过金融、土地、科技、通关等方面的改革创新，几大新区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改善投资营商环境，激发经济内生动力。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建设滞后的问题便逐步显现。对此，各大新区着力推进社会领域综合配套改革，教育、医疗、住房、环保等社会领域及生态建设加速推进。

　　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南沙新区对靠近海边、江边的岸线资源，靠近山边的绿化、湿地资源予以严格保护，确定200平方公里为不可开发区。

　　“如果简单地从经济角度看，肯定是开发面积越多越好，但留给人的地方就少了。南沙最好的岸线资源原则上不用于生产型和建设性项目，而是给老百姓休闲。”南沙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李自根说。

　　在一系列先行先试举措的推动下，政府效能、经济内生动力、企业创新活力、社会科学管理等方面都呈现“高地”效应。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机制，秉承开发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理念，探索共商共治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是新区通过先行先试弥补社会发展的‘短腿’，也体现出新区的‘排头兵’水平。”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立群说。

　　六大新区之外，中国改革者们还展开了“二次拓荒”，打造深圳前海为中国金融、税制改革的“新特区”，这片与港澳隔海相望，15平方公里的“特区中的特区”，开始成为深港合作新平台和国家经济外交新高地。

　　共同的改革使命、各具特色的探索——从“经济特区”到“改革新区”的经验积累中，中国在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和更深层次的制度领域内，将“区域带动”改革战略逐步推向纵深。

　　专家认为，中国通过区域试点、先行先试的方式推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也将为在新时期推进新的战略转型提供坚实基础和重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