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１０日电（记者韩洁、王敏、崔静）３５年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奇迹。
环顾全球，世界经济格局正在深度调整，高速增长的中国列车也开始减速。全世界瞩目：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的中国改革，将如何引领中国经济涉险滩、闯关隘，续写发展奇迹。
“发展与转型”关：亟待突破传统增长模式束缚
２０１３年秋冬之交，挥之不去的雾霾再度肆扰中国。
北方城市哈尔滨因重度雾霾一度全市停课、交通瘫痪，首都北京难觅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就连“人间天堂”杭州也深陷雾霾困扰。
对处在转型关口的中国，雾霾绝非仅是环境的灾害，更是对中国高能耗增长模式的严重警示。
十多年来，我国屡屡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但却陷入“产能越去越多”的怪圈。
“在钢铁产能严重过剩情况下，一些地方仍在上马大型钢铁项目，有的甚至以绿色钒钛等名称包装。”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王明雯说，当前仍有一些地方变相支持产能过剩行业扩张。
化解产能过剩之难，折射出中国经济转型之艰。
“表面看是产能过剩，实际上是一些地方政府盲目竞争上项目，造成重复建设‘遍地开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赵振华说。
今年６月，发酵于银行间的“钱荒”现象，将隐藏在中国经济背后的地方债务激增、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等风险问题放大，暴露出更多中国经济转型必须直面的痛处。
“这些问题，与地方追求ＧＤＰ的政绩观有关，暴露出传统增长模式的弊端，经济增长缺乏内生动力。”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说。
近几年，地方政府公司化趋势明显，不少地方打着推进城镇化旗号搞造城运动，政府经营城市，土地拍卖“地王”频出，房价越调越高……
“中国提出转变增长方式已近２０年，为什么成效不够显著？根源就在于体制性障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唯有推进市场化改革，方能为经济转型升级铺平道路。
尽管中央提出“不以ＧＤＰ论英雄”，但不少地方领导口头上讲转变发展理念，实际上走的还是投资为主、追求ＧＤＰ高增长的老路，喜快忧慢。
转不动的背后，还有现行土地、金融、财税、价格等机制不完善带来的诸多制约，地方政府缺乏自主财源、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难以成为经济主导力量，导致产业结构调整滞后。
发展与转型，宛如拉动中国经济腾飞的“双翼”，只有找到二者间的“黄金平衡点”，在发展中壮大经济稳住就业，在转型中提升经济质量和效益，才能确保增速“换挡”期的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一系列举措宣示深化改革、加快经济转型的决心：全面审计地方政府债务、出台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改革“路线图”、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鼓励科技创新……
“对中国来说，结构性的改革措施更像一剂苦口良药，暂时会带来一些痛苦，但有助于保持经济健康，避免今后可能的更大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任驻华首席代表阿尔弗雷德·席普克说。
目前，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启动，成为中国打破体制机制壁垒的新突破。各界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能释放更多财税、金融、土地、价格等体制机制改革动力，为中国经济升级转型保驾护航。
“政府与市场”关：划清相互的边界
青岛市高新区今年推出一项重要改革：原先管委会大包大揽的六大政府职能，如今“掐掉中间，只留两端”，将科技园区建设、融资、评估、运营四大环节交给市场，政府更多注重做好规划和服务。
“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青岛市高新区工委书记陈飞告诉记者，今年他们尝试引入美国硅谷、清华科技园等产业平台，更多让市场发力。
如何理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这是处在深水区的中国改革必须跨过的难关。
当前，我国行政审批事项依然过多，少数地方、部门设置审批、许可的随意性大，程序不规范，束缚了企业、公民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容易出现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
不仅如此，如果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主体不能一视同仁，也会束缚社会资本的活力。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的两大支柱，但占中国企业总数九成以上、总量突破千万家的民营企业发展仍面临诸多障碍。
“打破行业垄断，未来必须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放开市场准入，打开长期存在的‘玻璃门’‘天花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说。
“一些政府部门过度干预经济的背后，存在部门利益的驱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少数政府部门的这一倾向已成为与民争利的根源。
理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从根本上转变“万能政府”形象，建设服务型政府，并非易事。“推动政府自身改革，等于拿刀子割自己的肉，每走一步都不容易。”汪玉凯直言。
随着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开启大幕，推进国务院机构改革、取消下放数百项行政审批事项、实行公司注册资本“零门槛”、叫停公款考察性出访、大力度反腐倡廉……今年诸多改革释放出调整利益动真格的攻坚信号。
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晒“三公”经费细账、推官员财产公示、减并政府机构、打击贪污腐败……面对一个个“硬骨头”，改革期待进一步突破。
“公平与正义”关：努力实现共享共富
近一段时间，养老金改革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除了养老金缺口巨大引发社会担忧，更多争论是针对双轨制带来的社会不公。各界期待新一轮改革能推进这一问题的解决。
“公共产品短缺正成为当前社会的突出矛盾。”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人们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更加关注，对公平有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
历经３５年改革开放，中国解决了物质短缺，提高了百姓物质生活水平，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短缺成为社会发展的新矛盾。城乡二元关系更导致一系列起点不公平问题。
当今，中国约２．６亿农民工已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户籍、就业、社保、子女就学等一道道“门槛”，却令他们不能与城里人享有同等教育、医疗、社保以及就业机会。
财富分配不公引发的贫富差距问题，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
过去十年，反映贫富差距的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一直都在０．４的警戒线以上。多地爆出的“房姐”“房叔”事件，社会上关于征收房产税、遗产税的激烈争论，都凸显出全社会对收入分配改革的高度关注。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说，要破解这一难题，只有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堵住导致收入分配扭曲的一系列制度漏洞。
“中国社会过去的一致性正在向多样性转化，特别是个人主体意识的崛起，在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加大社会治理难度。”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
实现公平正义，是发展的活力源泉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也是中国在社会转型期必须跨过的关口。
今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保障起点公平的改革举措，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推进公平市场准入；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传递出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改革方向。
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几天，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一份旨在推进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改革意见，引发广泛关注。
“冤假错案是司法公信的大敌。”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说，下一步将深化司法改革，让“法律之门”向公众敞开，实现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实现公平正义，传递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