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晚，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儒藏》工程首席专家、总编纂汤一介先生辞世。汤一介先生生前主持的几项学术文化工作大多已完成或正在顺利进行，唯独他生前最为关心的重大学术项目——“《儒藏》的编纂与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但离最终完成还相差较远，是他最放心不下的一件大事。

　　《儒藏》编纂的缘起与进展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汤一介先生就提出了编纂《儒藏》的设想，但由于各方面条件还不成熟，这一设想当时未能实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研究的深入，他于本世纪初重提编纂《儒藏》的设想，并设计了初步方案，得到了季羡林、张岱年等老一辈学者的支持。2002年11月，汤一介先生主持召开了“北京大学儒藏学术研讨会”，充分讨论了编纂《儒藏》的可行性、必要性及价值等问题。此后，又多次召开规模较大的讨论会、论证会，最后以北京大学的名义向教育部提出申请。教育部于2003年12月下达了批准立项的通知。在教育部和北京大学领导下，在汤一介先生主持下，“儒家文献整理、编纂与研究”这一重大学术文化工程正式启动，其最终成果名为《儒藏》。季羡林先生任首席总编纂，汤一介先生任工程首席专家和《儒藏》总编纂(此外还有三名总编纂：庞朴、孙钦善、安平秋)。后来，北京大学又成立了“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汤一介先生任中心主任。

　　《儒藏》工程自2003年立项以来，包括正式启动前近一年的筹备工作，已历经10余年。由于儒家文献卷帙浩繁，为求时效和有序进行，《儒藏》的编纂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先选取历代有代表性、影响大的典籍编为“精华编”，第二步则是在“精华编”基础上扩展为“全本”《儒藏》。《儒藏》“精华编”共收录儒家的传世文献和出土简帛文献500余种，编为282册；同时收录韩、日、越三国历史上以汉文撰写的儒家文献150余种，编为57册。两者相加，共339册，约2.3亿字。“全本”《儒藏》拟收入儒家文献3500种(含“精华编”)，共计约10亿—12亿字。目前，《儒藏》“精华编”已正式完成并出版101册，计划在2015年全部结稿，2017年全部出版，之后开展“全本”《儒藏》的编纂工作。

　　《儒藏》编纂的重大意义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经济、政治、科技、外交乃至思想文化等固有格局均发生重大变动。在人类文明面临重大调整、重组和转型之际，中华民族迎来了百年不遇的伟大复兴之机。在这一背景下，汤一介先生一再强调文化自觉，以更好地应对世界的变化、把握民族复兴的机遇。汤一介先生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都必须植根于自身的文化土壤，必须有文化上的自觉。只有对自身文化有充分的理解与认识、保护和发扬，才能使自身文化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具备吸取和消化其他民族文化的能力。一个民族没有能力坚持自身文化，也就没有能力吸取和消化其他民族的文化以丰富和发展自身文化。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汤一介先生主张把儒家经典及其在各个时代的注疏、历代儒家学者的著述、体现儒家思想文化的各种文献经过系统整理，编成一部儒家思想文化的大文库《儒藏》。

　　汤一介先生认为，《儒藏》的编纂是未来对儒家思想文化进行全面研究、诠释和现代转化的必要依据和前提。编纂《儒藏》有两大重要意义：一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分天下，但却只有《佛藏》和《道藏》而没有《儒藏》，这未免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二是从现实的角度看，编纂《儒藏》一方面可以很好地保存历史文献，另一方面是希望做成儒学经典范本。因为要对儒学作现代诠释，首先需要提供一个有断句、标点和校勘从而使现代人能够方便利用的现代版本。

　　学界同仁眼中的《儒藏》

　　汤一介先生的上述看法，学界多有共识。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认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三教九流无所不有，然而历史上其主体是儒学。儒学的主体地位，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学实际上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直接继承者。之所以说孔子是集大成者，就是因为他总结和发展了前代文化，启迪了后世。我们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必须重点探索儒学。“我们现在有《儒藏》这样一个伟大工程，把历代的儒学著述汇编起来，真是功莫大焉。”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也认为，编纂《儒藏》“是一项超时代、跨文化、多学科的文化工程”“现在国内最优秀的一批学者愿意聚在一起，来完成《儒藏》编纂这项伟大的工程，这本身就具有一种象征意义，不仅仅代表学术界，更是向社会、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正在很严肃地对待我们文化资源的整理”。

　　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称赞《儒藏》的编纂与研究乃是“重新塑造我们的新经学”和“我们国家踏上文艺复兴时代”过程中的学术盛筵。为此，他专门撰写了《〈儒藏〉与新经学》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在这篇文章中，饶宗颐先生充满激情地写道：“我们现在生活在充满进步、生机蓬勃的盛世，我们可以考虑重新塑造我们的新经学……‘五四’以来，把经学纳入史学，只作史料来看待，不免可惜！现在许多出土的简帛记录，把经典原型在秦汉以前的本来面目，活现在我们眼前，过去自宋迄清的学人千方百计去求索梦想不到的东西，现在正如苏轼诗句‘大千在掌握’之中，我们应该再做一番整理工夫……我所预期的文艺复兴，不是一二人的事，而是整个民族的事，也是世界汉学家共同的期待。”饶宗颐先生还特地为汤一介先生撰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三藏添新典”，下联是“时中协太和”，以示他对汤一介先生和《儒藏》工程的全力支持。

　　《儒藏》工程不仅得到国内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也得到海外学者的高度评价和支持。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在《〈儒藏〉的世界意义》一文中指出：“不仅在社会实践方面，也在人与宇宙的观念方面，中国思想家与西方思想家大相异趣，有着完全不同的路向。启蒙运动后，西方思想家不再对中国感兴趣，因为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衰落被认为在现代化发展上难有出路。然而，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表明了适应现代化要求的中国的文化能力。与此同时，面对后现代化的挑战，西方反而表现出无能为力……西方人文主义面对近代社会以降的挑战，迄今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那么，为什么不能思考一下儒家思想可能指引世界的道路，例如‘天人合一’提出的尊重自然的思想，‘远神近人’所倡导的拒绝宗教的完整主义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精神呢？可能还应该对儒教精神在当今世界诸多问题的清晰追问中进行重新认识。依我之见，《儒藏》的重要意义是给当代思想家从中国传统最重要的思潮中汲取精神遗产的一个平行的通道。”

　　成如容易却艰辛

　　汤一介先生主持编纂《儒藏》的举措及对现代中国文化的贡献，得到广泛的认同、支持和肯定。但他没有满足于“编纂”，而是在“编纂”的同时十分注重对《儒藏》中的儒家思想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为此，汤一介先生在主持《儒藏》编纂的同时，又积极推进两项重要工作：一是在《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招收儒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以培养儒家经典和儒家思想研究的后备力量；二是成立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汇聚人才，对儒学进行专门研究。截至目前，《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共招收十届博士研究生，已毕业35名，在读35名。在儒学研究方面，汤一介先生亲自筹划设计研究课题，已完成九卷本《中国儒学史》，其他如十卷本《中国经学史》、五卷本《儒释道三教关系史》及多卷本《中国解释学史》和多卷本《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等研究课题皆在有序进行中。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汤一介先生对中国文化复兴所做的艰苦努力、所具有的文化自觉和学术担当精神。

　　汤一介先生晚年把全部心血和精力乃至生命都投入到《儒藏》的编纂与研究中。编纂这样一部历史上未曾编过的文化“大典”，可以说是困难重重。汤一介先生对此虽然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实施起来后却尝到了与他“读书”“教书”和“写书”无法比拟的困难和艰辛。若没有先生自少年时代起就融入其血液里的祖训和家风——“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担当精神和大我情怀，《儒藏》工程首席专家、总编纂及《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任的担子是难以承受的，因为他不是挂虚名，而是做实事。宋代大儒张载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也许正是支撑汤一介先生负重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汤一介先生学术生涯的生动写照，是他留给后辈学人的崇高治学风范和宝贵精神遗产。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