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当年，同盟国胜利后不久，在纽伦堡和东京设立了两个法庭，分别对德国和日本的甲级战犯进行审判。

 

中国势单力薄却不辱使命

 

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代表团以梅汝璈为法官、向哲濬为检察官，前后参加者共17名成员。对比苏联代表团的70多人，美国代表团人数过百，特别是28名被告的日籍美籍辩护律师有130人，中国代表团力量是非常单薄的。但是，他们殚精竭虑，团结一心，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不辱使命。

 

东京审判按英美法系审理，起诉检察阶段先行，法官量刑阶段随后。检察官和法官必须独立工作。

 

在开庭前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中国检察官和国际检察局的同仁，有两个问题亟需解决。

 

第一个问题是：日本甲级战犯的罪行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有人认为，应当从1941年12月7日算起，因为这一天日军偷袭珍珠港，12月9日，美国、英国和中国等国才对日本宣战。中国检察官认为，早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开始，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卢沟桥事变”又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继续和延长；而“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1928年6月4日关东军在皇姑屯炸死东北最高行政长官张作霖；证据表明，阴谋施行“皇姑屯事件”和策划“九一八事变”的是关东军的同一批人。所以“皇姑屯事件”应当作为清算日本战犯罪行的起点。中国检察官说服了国际检察局同仁，最终确定，东京审判中，被告的犯罪日期从1928年1月1日算起。

 

第二个问题是，确定哪些人是日本甲级战争嫌犯。各国向盟军总司令部提出战争嫌犯名单，经初选后予以逮捕，最后由季南检察长和各国检察官会商后挑选出28名甲级战争嫌犯作为被告受审。档案表明，中国为提供甲级战犯名单作了很大贡献。早在1943年7月16日，中国就成立“敌军罪行调查委员会”，任务之一就是确定日本的战争罪犯名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后，中国第一批提出的战犯有18名，其中有9名列入甲级战犯名单。

 

这两个问题解决后，紧接着的任务是在开庭前撰写并提交《起诉书》。

 

《起诉书》对被告共提出55项罪状。起草起诉书，中国检察官面临最大的困难是时间紧，人手少。按照英美法，必须寻找足够的人证物证才可能给戕害人类的侵略元凶定罪。而日本在战时很注意封锁消息，特别在失败投降前后，日本军方下令销毁证据，更给举证工作带来困难。经过繁细的内查外调，在国内各部门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和海外华侨的配合下，中国检察组还是找到大量人证物证，提交法庭。从向哲濬的20次法庭发言来看，都是基于证据文件起诉被告的罪行，几乎没有什么情绪性的言词。

 

和收集书面证据相比，邀集证人出庭，难度更大。尽管准备时间短，人手少，中国检察组还是邀集了15名在中国的中外证人出庭。为说服伪“满洲国”的“执政”溥仪出庭，中国检察组做了不少工作。溥仪开始非常恐惧，害怕作为战犯受审。向哲濬和裘劭恒秘书对他耐心说服，要他放下包袱，季南检察长也亲自出面，溥仪终于同意。从1946年8月16日至27日，他连续8天出庭作证，引起轰动。

 

从1946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法庭审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如何为法庭提供充分的人证物证是中国检察组的关键任务。检方证人有11名，其中有8名从中国专程到东京出庭。除了4名受害者代表外，还有4名目击者，其中三人是美国籍，他们列举了大量亲历的日军暴行。正是基于确凿的人证物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把南京大屠杀定为铁案。

 

从庭审记录统计，中国检察官团队有5名成员在法庭发言。其中向哲濬检察官有20次讲话，倪征首席顾问有16次讲话，在庭审记录中分别占306页和626页之多。

 

中国法官团队三大贡献

 

在东京审判中，中国法官团队同样居功至伟。梅汝璈法官的第一个贡献是争座席。11位法官代表11个同盟国，在法官席位上如何排座次？法官席上庭长坐在中间，无论按照日本投降书签字顺序，还是按照抗日战争的牺牲和贡献，两边都应当是美国和中国的法官。但是，韦伯庭长却希望美国和英国法官坐在他两边。梅汝璈坚决反对，甚至卸下法袍，以示决心。最后，庭长不得不妥协，梅汝璈从开庭第一天，始终坐在庭长左侧。梅汝璈坐在庭长左侧确实很起作用。庭长经常向梅汝璈询问，梅法官口答笔写，为庭长及时解决问题提供很大帮助。

 

中国法官团队的第二个贡献是参与起草《判决书》。《判决书》由韦伯庭长宣读，从1948年11月4日开始，直到11月12日，英文庭审记录中占1446页。《判决书》的第八章是揭露日军“违反战争法规的暴行”，共171页之多。由于日本侵略中国时间最长，《判决书》　揭示日军在中国的暴行的篇幅最多，关于“南京大屠杀”专列一节。《判决书》还列举了日军在亚洲太平洋其他地区的暴行。

 

中国法官第三个贡献是争取多数，对7名罪大恶极的战争元凶判处绞刑。对罪不可恕的战犯是否判处死刑，在法官会议中产生很大分歧。有的法官以本国取消死刑的理由，主张一个不杀；庭长韦伯则主张像对待拿破仑那样，把日本战犯放逐到太平洋的荒岛之中；　印度法官帕尔更是主张全体被告无罪。经过梅汝璈和多数法官的努力，经过对每个被告的投票，最终以微弱多数，判处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

 

审判不是受害者的复仇

 

东京审判过去已经将近70年了。今天研究，还是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从国际法的角度，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开创了三条原则，成为现代国际刑事法的历史源头。第一条，发动侵略战争是犯罪，必须受到法律制裁；第二条，不论是否宣战，不论对国外民众还是对国内民众，反人道罪行是犯罪，必须受到法律制裁；第三条，策划或实施侵略和反人道罪的个人也要受到法律制裁。

 

 

东京审判是国际审判。就拿南京大屠杀来说，受害人和见证人中，不仅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英国人，甚至有日本的轴心国同盟的德国人；　检方和辩方的证人中，也不仅有中国人、日本人，还有美国人；　而法官席上坐着的是十一个国家的代表。因此，东京审判并不是受害者的复仇，而是人类良知和邪恶的战斗！任何否定东京审判的言行，都是对公理和正义的挑战！（据解放日报报道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向隆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