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周末，我回老家看望重病的堂弟。76岁的伯母眯着雾锁的双眼，抖抖索索地从抽屉里摸索出一个本子，是伯母勾头花的交货账本，书本大小，上面记满了歪扭的文字，是我母亲替她代记的。勾一个头花只能得加工费几分钱，伯母要我帮她合计农历3月至4月的加工费。我合计着账单——
 　    交货时间     头花加工费
　　3月初一   4分5厘（每个）×173个=7.78元
         　　　 3分5厘（每个）×182个=6.37元
　　3月17日  4分5厘（每个）×954个=42.93元
　　4月初二  4分5厘（每个）×700个=31.50元
　　4月初七  3分5厘（每个）×215个=7.52元
　　4月12日  3分5厘（每个）×325个=11.55元
　　4月21日  5分5里（每个）×500个=27.50元
　　4月25日  5分5里（每个）×126个=6.93元
　　合计                      共 152.08元   
　　老伯母在55天的时间里勾头花3175个，共得152.08元，平均每天挣2.76元。皱纹已在老伯母的脸上结成一张蛛网，她佝偻着身子，戴着老花镜，撑着雾迷的花眼，一双干枯的双手颤抖着在线团里扯迷宫。粗糙的日子原本已过得沉沉的，由于堂弟的生病，老伯母更是拽着卡壳的日子使劲地往前挪，她就像一段残烛两头燃烧着。在堂弟得重病的几年来，老伯母已勾了几十万个头花，平均每天挣的两三块钱，只为堂弟的药碗里能多吃一天的药，只为堂弟的饭碗里能时常盛上排骨肉汤。当76岁的伯母端着一碗排骨肉汤给堂弟喂饭，温软地递上一句“饭，好吃吗？”，我听见自己冰山碎裂的心跳。
　　父亲侍弄着地里的菜，菜地里总是长着父亲浪漫的事。隔三岔五母亲总会打电话来催促我回老家拿菜去。那个盛夏的双休日，骄阳光焰灼灼，母亲又打电话来要我回家捎菜。我不会开车，先生又出差了，搭乘没有空调的公交车无疑会被酷暑焖成蒸饺，再加上老家在修路，原来的机耕路已被翻得底朝天，得走上另一条10余里的山路才能到老家，所以我在电话里告诉母亲我不回去了。中午12点，随着一阵窸窸窣窣的钥匙转门声，母亲轻轻地打开了房门，挑着两大筐瓜果蔬菜进了门，至少有一百三十多斤吧，汗已把母亲浑身浇得透湿。“囡儿，菜得趁着新鲜吃，我以为你午睡了，免得吵醒你，所以不打电话就送来了……”窗外，正午的太阳鼓着腮帮子咕涌咕涌地吐着热浪，而61岁的母亲挑着130多斤的担子，翻过一道又一道的山岭，一脚一脚地量着，颠簸在10余里的山路上，到镇上坐上公交车往百里之外的小城奔来。到了小城，她又挑着担子穿过4里路的街道，攀爬过六个楼层，终于到我家。放下挑担，母亲把菜搁放好，就急匆匆地往老家赶，要赶在暴雨之前回老家收晒场上的玉米粒子。我有那么多的理由，把回家放在备注栏里，而父母总是把四季种在菜里，豆蔓攀爬成绵长的牵挂，青菜舒展着绿色的表情，冬瓜睡成幸福的憨模样……每一株菜都盈满着一个爱的故事，而挑担送菜的理由是那样的浅淡，只是让我赶上新鲜吃而已。晚饭时，当母亲再次打电话来问我：“囡，老家的菜，好吃吗？”我的那片修砌好的心境，霎时在愧疚中崩塌。
　　父母为了让我们吃到原生态的农产品，除了种地，还喂猪养鸡。早些年，父亲养的一只公鸡特有灵性。晨曦荷锄，父亲时常抱着公鸡到田畈上工。贝母田里，一垄一垄的贝母苗翻着绿色的波浪，父亲沿着垄沟除草，公鸡歪着脑袋像个实践调查的学者一脚一脚地跟着，偶尔翻出条虫子，父亲便唤着公鸡过来享受一番。父亲劳作间息时，会掏出几片饼干，掰碎摊在手心，公鸡撒欢着跳上父亲的膝盖，就啄父亲的手，吃得欢。父亲的笑纹在朝晖中绽放成一朵丝菊，搂着公鸡，软糯地问：“朵儿，好吃吗？”朵儿，是我的小名。在家里看电视时，父亲总爱看饮食节目，公鸡跳到父亲身边的一条矮凳上，也歪着脖子摆着小样儿陪着父亲看，父亲抚着它的羽毛，慈蔼地说：“朵儿，这道菜，你喜欢吃吗？你回家，爹给你做……”栏里，小猪正铆着劲儿长膘，见了父亲提着鲜嫩的菜叶和温热的糠面倒到它的“槽碗”里，便哼唧哼唧地嚼得欢，父亲嘟囔着：“朵儿……饭，好吃吗？”
　　原来，父母对儿女的思念流成了一条河，流得很慢很稠，而我们的爱总是跑着的，开着车匆匆地跑回家一趟，只是让那条河里涨几次潮而已。当我们在生活的道路上，把日子风驰电掣般地往前赶的时候，路边的这条河总是静静地陪着我们流到地老天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