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印度国防问题分析研究所网站刊登题为《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的反思》文章说，诺贝尔和平奖以往的记录远非无懈可击，授奖过程是有政治考虑的，不可能保持中立。更重要的是，刘晓波等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和“自由价值观运动”并未获得广泛的群众支持，其主张不能代表广大公众的利益。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刘晓波，原因是“他长期以非暴力的方式为中国的基本人权而抗争。”此举引发了中国政府的严厉批评。

　　诺贝尔和平奖以往的记录远非无懈可击，所以算不上是全世界和平活动家的最高奖项。外界批评诺贝尔委员会怀着西方文明的优越感来批判世界，并不真正关注世界的多样性。其奖项(尤其是和平奖和文学奖)也没有充分考虑这种多样性。此外，诺贝尔奖以往还曾引起外交上的敏感情绪，在国际政坛掀起波澜。例如，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令人想起委员会曾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知名的俄罗斯/苏联反共作家索尔仁尼琴(1970年)，后来又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苏联著名核物理学家和持不同政见者的萨哈罗夫(1975年)。关键是，诺贝尔奖不可能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以往授奖时有政治考虑的。

　　中国成为了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奖国家。但刘晓波的自由价值观运动并未获得广泛的群众支持，无法与20世纪上半叶的“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相提并论。至于诺贝尔委员会本身，宣布2010年诺贝尔奖归属的声明充分体现了西方对中国的矛盾态度。西方世界(尤其是各国政府)并不确定中国究竟代表着机遇还是挑战。然而，即便西方认为中国是个挑战，中国基本上也只是个经济挑战，只会危及西方作为世界经济领导者的地位。亚洲国家几乎不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民主前景感到担忧，西方国家却屡屡把这些问题作为对华战略的参照点，而没有考虑到实际现实。

　　10月12日，挪威斯考根公司总裁莫里斯•斯考根在挪威有影响力的《晚邮报》发表文章说，凭借巨大的经济成就和对全世界的贡献，中国才真应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的发展也许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大经济实验。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化是这列经济列车不让自己停下来的关键。我们发现，当今市场很少不直接或间接地受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实际上都有赖现今中国的成功。

　　美国和欧洲在其经济成长阶段中，剥削工人、使用童工和每天14小时工作等现象离今天并不遥远。低成本生产使西方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强大后，民主才得到保障，人权才得到了保护。

　　中国正在进入改善工资待遇、社会更加开放和谐的下一发展阶段，比西方曾经所做的要快得多。中国现在不存在不可以触碰或讨论的问题，中国大多数人对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非常骄傲。

　　西方人总是想让自己相信，中国的变化是由于西方对中国理解和改善人权的压力。然而，中国从没有在外来压力面前低过头，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以及自己做事的模式。

　　从经济发展和中国成为全球伙伴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才应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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