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欧洲的民主和人权标准是由利益来界定的，欧洲在推动中东地区民主和人权方面没有作出多少建设性的贡献。

　　利比亚从“中东的疯狗”被重新定位为反恐战争的盟友和重要的商业伙伴，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显示出西方对于人权的关注似乎总是以利益需要为转移。上个世纪80年代，欧洲国家和美国一道斥责利比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和践踏人权无赖国家，而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几乎不批评，因为它有效地牵制了伊朗。

　　2003年，当美国需要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时候，萨达姆的践踏人权被作为正当化战争的重要理由，而在英国人“帮助下”卡达菲宣布不再支持恐怖主义和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后，利比亚被作为邪恶轴心国家中改邪归正的榜样受到西方政府的拥抱。利比亚人民的反抗活动不是英美国家推广自由民主努力的结果，而是常年积压下来的怒火迸发，更直接的是受到邻国埃及和突尼斯人民的鼓舞。

　　第三，从道义上讲，欧洲国家作为北非国家曾经的殖民者有道德的义务去帮助这些国家发展经济，建立现代治理机制。 但是欧洲国家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使北非国家沦为服务自己利益的后院，利用这些国家的独裁者变相延续着某种程度的殖民统治。

　　此次阿拉伯危机已经证明欧洲推行的极端利己和短视的中东外交政策最终将会危及到欧洲的安全和利益。作为在地理上与中东，北非阿拉伯国家相邻的欧洲来说，此次地中海的剧变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欧洲面对的是一个人口非常年轻，失业率高，经济高度依赖能源出口，政治尚处于动荡，法制不健全的对岸地区，欧洲必须要从这次危机中吸取教训，从根本上帮助这些国家顺利过渡到现代社会。欧洲应当在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的地区重建中扮演积极的角色，特别是在经济多元化，司法制度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作出自身的努力，只有实现地中海两岸的均衡和协调发展才符合欧洲的根本安全和经济利益。

　　(作者：张云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现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