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欧洲和世界经济都能够奇迹般的增长，债务问题可能就显得不那么严峻。因为债务占GDP比重与偿债能力相关。不过更可能的情况是，近期经济增长缓慢，市场参与者很快将恢复他们对欧洲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思考。

　　相比之下，美国的财政问题较为简单。政府债务从2008年开始激增，并非由于希腊式的挥霍，而是由于爱尔兰式的银行灾难。随着信用崩溃，收入也会蒸发。随着经济的复苏，收入也会恢复。

　　有趣的是，当前的债务上限辩论中，关于对未来10年的预测的讨论中，并不存在任何传统意义上的财政问题。在2021年，美国联邦政府可能将会拥有少量的基本盈余，这意味着在支付利息前的财政预算将不再有赤字。

　　2021年后，美国的预算数额才真正变糟，但现在没人在向国会提出的议案中对此表示关注。与其他国家相比，2010至2030期间医疗保健费用的增长将会是最麻烦的，可能会对美国造成严重影响。

　　在华盛顿进行的讨论虽然激烈，但是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没有人抓住如何控制医疗成本这一困难问题。茶党的热情支持者们试图将削减短期政府开支作为支持提高债务上限的条件。

　　若这种抗税运动大行其道，将导致财政收缩，延缓经济增长，减少新增就业岗位数量。对于解决潜在的2021年后的预算问题没有任何帮助。

　　从短期来讲，欧洲的问题更大，而美国经济增长更慢。从长远来讲，需要看美国的政治家们何时以及如何应对真正的预算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情况不容乐观。(刘海强董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