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国家携手
反恐合作更有针对性
俞晓秋：10年来美国围剿和打击恐怖主义分子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也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多数反恐措施都是“军事性”和“反应型”的，而不具有综合性与战略性。美主导的全球反恐合作的局面，似乎正悄悄地转变为以地区内相关国家携手更有针对性的反恐合作为主，如上海合作组织、海湾合作组织。
路易斯·戈麦斯：拉美历来被视为美国的“后院”，“9·11”事件后美国的一些战略调整不可避免地会直接或间接地给拉美地区带来一些微妙的变化。为强化安全合作，美国以扫毒和反恐为由，不断扩大对拉美地区的军事渗透。美国全力支持哥伦比亚右翼政府肃清国内被定性为“恐怖组织”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等反政府武装，并于2009年10月与哥政府签署军事合作协定，派兵驻守哥7个军事基地，打破南美地区军事平衡，极大刺激南美诸国扩大武器采购，甚至引发地区出现军备竞赛苗头。而为防范墨西哥贩毒势力危及美国本土安全，“9·11”事件后美国积极在资金、技术和人员援助上扩大与墨政府的扫毒合作，在实施“梅里达计划”合作中，美国转而采取派遣无人机、中情局情报人员和军事人员直接参与缉毒作战行动的趋势正在强化。
彭达克：“9·11”事件后世界到底是更危险了还是更安全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10年前，“基地”组织有能力对美国发动规模如此大的袭击。目前，它已丧失了这样的能力，变得更加弱小、更加碎片化、隐蔽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变得安全了。“9·11”事件使全世界意识到了恐怖主义的危害，在恐怖主义面前，世界主要国家组成了反恐联盟，一致对恐怖主义宣战。但是，就如同人们能够结成反恐联盟一样，一些对“基地”组织极端思想怀有同情者也结成了“恐怖联盟”，而且这些人分布广泛、行踪隐秘，更不易防范。
韩旭东：“9·11”事件后，各大国际战略力量以“反恐”为由头，展开了针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如针对传统安全威胁的联合军事演习、联合军事训练等军事行动日益频繁；针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打击海盗、打击跨国犯罪等军事行动不断上演。各大国际战略力量在这种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博弈中比拼着力量。非军事性质集团日益发挥越来越大的国际影响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各国之间联系得越来越紧密。军事实力博弈在决定国际地位方面的作用下降，其他因素作用上升。这使得非军事性质的集团所发挥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彰显出来。如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
弗拉基米尔·叶夫谢耶夫：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摆脱恐怖主义的侵袭，这就促使各国安全机构进行合作。未来反恐战争将继续，但它将由各国在同自己的盟友与伙伴协调的情况下进行。
亚洲被“重新发现”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贝哲民：恐怖袭击、反恐战争以及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使全球市场增加了许多不稳定因素，波动加剧。每当中东地区出现局势紧张，全球金融市场都会承受很大压力，避险情绪上升，国际油价跟着走高。这会直接或者间接干扰正常的经济活动，导致投资减少，消费下降，世界经济发展遭受负面影响。对遭受恐怖袭击的担忧，使得在美国开展商业活动变得更加困难。与此同时，亚洲以及其他地区新兴市场的商业机会大量涌现。
在过去10年里，世界经济的重心逐步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世界经济已经变得更加一体化，而且更容易受一些不确定因素冲击的影响。反恐战争让中东地区重新思考它们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令他们“重新发现”了亚洲，过去10年来，中东与亚洲的关系得到了加强。
黄靖：“9·11”事件后美国和西方国家把主要注意力和战略重点转移到了反恐上。亚洲各国抓住这个机遇，积极发展经济，使亚洲的经济成长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成果。同时，亚洲各国经济也在迅速发展中日益连为一体。
亚洲国家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展现了亚洲各国和平发展、争取双赢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使得亚洲经济在迅速发展中日益连为一体，为整个区域的和平稳定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促进了亚洲各民族文化的和平共存，中国在维护地区和平，尤其是调解东北亚的纷争中起到了更大作用。总的发展趋势是亚洲各国开始在自己的地区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取得更多进展，导致更良好的安全局面和经济发展。
由于美国在反恐中消耗了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本可以借机扩展自己的势力。但中国不仅在反恐问题上积极与美国合作，而且坚持与亚洲各国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的发展方针，凸显了中国和平发展的主旨。
博思沃斯：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意义上，世界正变得日趋多极化。我相信亚洲的崛起是一件好事，即使这意味着美国经济优势的相对减弱，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崛起对美国并非坏事。
俞晓秋：中国不是“世外桃源”，本身也是“东突”等恐怖活动的受害国。中国反恐是全球反恐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周边国家在反恐维稳上利益休戚与共。应对恐怖袭击和遏制消灭恐怖主义，必须进一步提高预警能力，做好重点防范、实现高效协调和给予严厉打击，深化与周边国家和全球反恐组织的合作，还要加大反恐宣传力度，让民众了解如何发现可疑迹象、如何进行防范和应急，使民众提高对恐怖主义的认识，增强应对恐怖袭击的自我防范意识和自助能力。
(本报记者李永群、马小宁、吴成良、暨佩娟、吴志华、邹志鹏、苑基荣、黄培昭、张梦旭、崔寅、牛瑞飞采访整理)
塞米纳托尔(欧洲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俞晓秋(中国国际问题专家)
马里奥·泰洛(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欧洲研究所副所长)
刘志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
路易斯·戈麦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政治系教授)
黄靖(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
道乌达(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亚马多·阿塞夫(巴西利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彭达克(以色列佩雷斯和平中心主任)
韩旭东(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
弗拉基米尔·叶夫谢耶夫(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贝哲民(原苏格兰皇家银行驻香港经济学家、“丝路”顾问公司总裁)
博思沃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