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我还没有出生，我是在母亲的歌声中感受到新中国成立的喜悦的，隐隐约约记得，那时我上小学。

　　我的母亲常在八仙桌旁，一边裁剪衣服一边唱歌。当年没有红歌这样的词，但她唱的每首歌里似乎都有“毛主席”，时至今日，我甚至还能想起那熟悉的旋律，清晰地记起那些不老的歌词——“东方红，太阳升，东方出了一个毛泽东……”“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农奴的心儿照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当“哎——巴扎嘿”还没下来时，母亲满怀的喜悦已经感染了整个屋子，我怀疑那简陋的桌椅和还没铺好的楼板也有一样的感受。那时，母亲还年轻，她唱起歌来一首接一首，仿佛没有她不会唱的。

　　其实，当年家里的生活挺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春风还没有吹来，主要劳力要到小队里挣工分换口粮。父亲10岁就没了娘，用放牛换来的工分熬到高中毕业后当了民办教师，虽说领的是固定工资，但民办教师一个月的工资才十几二十几元，几十里路来回，父亲连坐车都舍不得。母亲是家中唯一的劳力，我和姐姐都小，母亲带着两个孩子，腾不出身来去挣工分换口粮。也许，吃都吃不饱，但我是没有记忆的。

　　前几年，听母亲说起往事，她总是感叹，说着说着，就落泪。那是因为她苦过，切身体会过苦尽甘来的喜悦。亲人相聚，说起我们姐妹俩，母亲一定会从怀我的那段日子说起，也一定会讲到怀着身孕走路到维新王大坑村(现盘峰乡灵江源村)背树的情景，也一定会讲到下山时脚底一滑，连人带树摔倒在山路上，而恰巧那微微隆起的肚子跌进了浅坑里。母亲总说，是老天保佑，才有了现在的我。

　　等我渐渐大了些，母亲带着我开始为他人缝制衣服贴补家用，姐姐交给了外婆。冬天，母亲把我放在站桶里，在桶的隔板上放条小凳，暖炉的热气从桶底升上来，通身都是暖的。也许，这是我最早的记忆。7岁以前，母亲一直把我带在身边，细心呵护，把我养得白白胖胖的，教我识礼懂事。村里的老人们说，我见到他们都会亲热地叫“阿叔、阿婶”或“阿公、阿婆”，嘴甜得很。

　　一年又一年，时光好像浓缩成了一张纸。15岁那年，我远离家乡到异地求学，同年，父母为姐姐买了居民户口。当时，父亲已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但工资依然微薄，母亲也开始打工挣钱、攒钱还债的日子。人生中，很多事情我们都领悟得太晚，就像“视野会改变人生的走向”，这是在异地求学时我没能领会，而回过头思考时感悟到的。当年，我从大山里走出去，用村里老人们的话说是“鲤鱼跳龙门”，捧得了金饭碗。

　　父母的爱护养成了我活泼单纯的性格，父亲又深深地影响了我，我喜欢读书，三年师范，虽谈不上练就了一身的本领，却培养了我丰富的兴趣。我从一个不会说普通话的人成为学校播音员，从一个从未接触过舞蹈的人成为班级舞蹈骨干，从一个从未上过台的人成为不怯舞台的主角……这不得不感谢我的母亲，是她在艰难的岁月里用歌声激励我，给我积极的力量。

　　和母亲分开的日子，我在演绎红歌中获得了二次元力量。《歌唱祖国》《十送红军》《四渡赤水》《游击队之歌》《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等一系列经典红歌在不同时期以合唱、舞蹈的形式搬上舞台，每一次合唱都给人以鼓舞和力量。尤其是以《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为音乐背景的舞蹈，每一次手臂的伸展，目光的追随，都是对音乐最好的领悟，它比任何一种语言都催人奋进，比任何一种说教都更打动人心。我毫不怀疑音乐的神奇力量，它会将人引领到精神的高地，带我们走向心灵的美好。

　　曾有人说过：没有音乐的世界是荒芜的世界，没有音乐的人生是平庸的人生。我的世界因为有了红歌相伴，才变得活泼生动、积极向上；我的人生因为有了红歌相伴，才变得有故事也有滋味。如果生活不是我们活了多长而是记住了多少来说，那些过往岁月无不是因为有了红歌的浸润才留在了记忆深处，历久弥新。

　　这些年，我从母亲口中听到的红歌渐渐少了，不是她不爱唱歌，而是生活教会了她另一种形式的歌唱。她的周围聚起了一批人，她们活跃在广场上，踩着音乐的节拍热烈舞蹈，她们行走在舞台上，用竹节打拍，宣传垃圾分类的新时尚，她们像年轻人一样，投身到“红马甲”队伍里，尽己所能，让世界更美好。我知道，红歌一直在她们心底歌唱，正如我们高唱《我和我的祖国》一样。

　　我相信，经典永远不会过时。我也相信，真正的教育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