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一批磐安城镇知识青年因此改变了人生轨迹。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中的悲欢离合在那一代人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就已倡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广义的“上山下乡”运动，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全国下放知青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各地社会秩序混乱，学校停止招生，工厂停工停产。1966、1967、1968届(俗称“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无法升学和就业，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6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历史背景下，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达到了巅峰。

　　1969年3月，东阳县专门召开会议，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通过思想发动，东磐两地出现知识青年踊跃报名到边疆去干革命的热潮。最后，县委批准90名知识青年支边，其中男52人，女38人。

　　1969年5月17日上午，一批来自东阳、磐安的知识青年乘大客车前往金华。21日，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声，一辆“知青专列”从金华站缓缓驶出，经停杭州后一路向北飞驰。车上载着来自金华、丽水、嘉兴等地的1200多名支边青年，他们离乡背井，奔赴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简称莫旗)。这些知青插队落户莫旗后，和当地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磨砺，帮助当地改变落后面貌。

　　期间，东磐的90名知青有31人被推荐上学，24人因病等原因返回，15人由当地和铁路部门招工就业，11人回原籍投亲落户，恢复高考后2人考取大学。1978年，最后一批5人招工回浙江，2人在莫旗扎根。

　　除了远离故土插队支边外，“上山下乡”还包括在外知识青年回到原籍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69年，45名在外城镇知识青年回到东阳农村插队落户。从12月开始，接收外地东阳籍人士且有直系亲属、有住房、能解决小农具等条件的知识青年子女回老家安置。当时，插队落户的公社包括磐安境内的尚湖、岭口、朝阳、万苍等公社。1973年8月，县委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至1978年3月底，磐安境内玉山区落户知识青年13人，大盘公社落户9人，高二公社落户2人。

　　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知青徐爱国回到磐安。徐爱国现年60岁，父亲是教师，原籍玉山区岭口公社金竹坞大队，之前她跟随父亲居住在宁波慈溪。1975年9月，16岁的徐爱国从慈溪潮塘中学毕业，随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孤身一人回到金竹坞，开始“上山下乡”的生活。到生产队后，她和社员一起劳动挣工分。那时，女同志干一天活能挣6个工分，男的能挣10个工分。一开始，徐爱国什么都不会干，在社员的帮助下，她走出了水土不服、全身生疮的困境，并学会做饭、干农活。经过磨练，徐爱国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学生成长为独挡一面的女能手。“一开始我只能挑20斤，后来我挑120斤也不在话下。”后来，徐爱国经过考试进入岭口公社工作，最后在县机关部门副局长任上退休。

　　截至1977年底，东磐共有90名城镇知识青年到内蒙古莫旗插队落户，接收安置杭州、上海等地以及县内“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301名。后来，这批知青有的进入公社、大队干部队伍，有的走上教师、医生、工人等岗位，也有的被推荐参军或升学。1978年起，东阳县不再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宣告该运动结束。 (特别感谢县委党史研究室)